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局限与超越

20世纪90年代末期，伴随着第一轮改革中出现的“碎片化”、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民主社会价值观缺失等问题的出现，西方一些国家展开了第二轮政府改革实践——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后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科层制、新公共管理的差异性比较，应该是更受欢迎的替代方案。然而，后新公共管理的几点假设是基于理想层面的推断，其合理性值得商榷，即对组织现象的单维度诠释、结构性与制度性改革的失衡、与民主型治理的碰撞、行政个体责任和相互信任的迷失性缺失等。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具有自己特色并可选择的改革方案。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不但无法适应跨域公共事务治理要求,而且增加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成本、降低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同时也是引发跨域公共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行政区行政、地方利益之争以及地方官员理念的碎片化都是造成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产生的重要根源,导致跨域治理中地方主义、各自为战、分割管理、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性治理正是针对政府管理实践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因而从价值导向、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跨域整体性治理模式就成为解决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的有效路径。     

略论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领导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中“企业家政府”力主“掌舵”的行政领导模式，政府行政领导效能由此明显改观，并且推进了治理变革，但也造成参与价值的隐去、社会公平的缺失与治理易于失灵等问题。后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改革由此尝试“共享领导”的新型行政领导模式，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增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施愿景型领导等几方面，从而相应弥补了企业家政府掌舵模式所存在的诸多缺陷。     

对新西兰“整体政府”改革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新西兰模式成为其中的典范。然而,传统官僚体制中政府部门碎片化问题在改革中日益扩散和放大。21世纪以来,新西兰实施了整体政府的改革战略,从而有效克服了这一制度缺陷,初步实现了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Management)向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治理范式的转换。整体政府是应对新公共管理治理危机的矫治和调试,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继承。     

整体型政府: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新目标

为改变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愈来愈严重的政府管理碎片化状态,英国等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国家采取了协作和整合的战略,提出建设整体型政府.整体型政府是超越政府层级、部门功能分工的鸿沟,以解决人民的问题、为人民提供整合性服务为核心的政府,是关照全体、预防性、整合性、改变文化、结果取向的政府.     

论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合作政府

作为公共行政危机的拯救者,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推行市场化、弹性化、分散化和企业化的治理模式以求达到政府管理的高效率.新公共服务在批评新公共管理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价值上的修正.而合作政府的提出则是为了克服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导致的"碎片化"组织的弊病,它通过寻求跨组织的联合、打破组织内部的界限、采取新的服务提供方式等使得政府能够真正对公共管理负责.无论是上述哪种理论都意味着现在官僚制乌托邦陷入危机,而新的范武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嬗变中的新公共管理

作为公共行政危机的拯救者,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推行市场化、弹性化、分散化和企业化的治理模式以求达到政府管理的高效率.新公共服务在批评新公共管理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价值上的修正.而合作政府的提出则是为了克服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导致的"碎片化"组织的弊病,它通过寻求跨组织的联合、打破组织内部的界限和采取新的服务提供方式等,使得政府能够真正对公共管理负责.无论是上述哪种理论都意味着官僚制乌托邦已陷入危机,而新的范式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探析——基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政府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重新发掘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促进其科学化和专业化。对于处在社会转型和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具备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政府公共关系职能，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适时提出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效能、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新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公共管理的终结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

新公共管理理论因其过分强调效率、市场、分权和竞争,引发了不平等、公共价值缺失、碎片化等问题,受到学者批判.数字时代治理诞生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式微与数字时代来临的理论和时代背景中,既是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也是对数字时代的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弊端、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是数字时代治理产生的原因,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变革是其主要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论,它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回应性、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广义政府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存在成员身份、行为依据、利益结构、央地关系、任务配置、权力授予、责任履行、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广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两种不同的治理实践,当某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广义政府应依据政党治理逻辑来应对;而面对非政治的公共管理问题,广义政府应重视依据政府治理逻辑来处理。因此,广义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地调适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性质党组织具有政府属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重视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的协调,避免不恰当地过于强调政党属性而遮蔽政府属性。各级人民政府也有政党属性,在属地负责制的原则下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致力于国家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利益。当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协调互助时,能极大地增强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当两者的运用情景发生“错位”“缺位”和“越位”时...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然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也遇到许多新科技背景下的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为应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悄然地进入中国。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技术手段、我国现状及自身特性等四个维度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并从数据分析、信息服务、数据共享等三个方面将大数据技术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起来探索治理路径,以期更恰当地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政府治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府治理水平现代化。     

政府改革与"非政府领域"的成长

政府改革的成功和政府治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元因素的支持 ,“非政府领域”的成长是其中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非政府领域”包括非政府组织 (NGO)、家庭及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及市场中介组织等 ;特别是其中作为战后大规模兴起的组织类型的非政府组织 (NGO) ,它对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本身作为公共组织的一种类型所具有的公共管理属性上 ,而且更体现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领域”之间应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上     

超越传统的“公”和西方的“公共”概念——中国政府需要实现的管理理念、目标和原则的重大变革

中国传统的“公”甚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公”，都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公共”概念。鉴于中国现阶段政府管理问题的特殊性，不仅必须超越中国传统的“公”，也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公共”概念及其理论。总体系统观和总体系统论，提供了克服传统文化、意识形态障碍和西方理论局限性的深化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比较及其启示

新公共管理改革主张公共管理借鉴工商企业管理理论与技术方法,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这种借鉴是在对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之异同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的创造性借鉴。众所周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与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国政府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即没有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监督体系整体上还比较低效等。缓解政府委托代理问题应当着重把握完善政府多元化指标体系的绩效衡量;减少政府的委托代理层次;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将重点置于监督上,而非激励;打破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统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变迁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来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浅析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角色

在全球性的“治理”变革中 ,第三部门将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政府源于社会 ,服务于社会 ,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中扮演着生产者、安排者或提供者两种角色。在当前 ,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担当生产者角色 ,另一方面又担当起培育第三部门的职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以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 ,我国政府将逐渐实现由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向安排者或提供者的角色转换 ,同时第三部门也可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生产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