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以往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公共利益”核 心价值基础之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以政治制度化作保障;政府建设植入新公共服务理念;培 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构建共同治理的社会机制。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论我国社会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共融的转变

社会治理主体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要使其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的提升,就必须实现从传统单向维度向多元共融的转变,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夯实基层党组织,调动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以及党员民众的主体作用等,使我国传统管理体制逐步向新型社会治理体制转型。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在创造性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今社会,技术的应用正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治理变革浪潮,而在这些变革浪潮中,社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长。传统上认为的复杂系统必然是等级结构的思维受到了创造性技术兴起的冲击,我们越来越发现复杂系统正在打破原有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一种网络结构,为此可以断定,人类正处在社会结构网络化的进程中。如果说既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是与线性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并基于这一结构去开展社会治理行动的,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则呼唤一种与管理型政府模式不同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与之相契合,而这一政府模式正是服务型政府。     

社区治理模式中的民间组织现状分析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提出与民间组织的兴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力图改变过去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希望通过权利的下放,使社区中各种力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来,实现社区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资本的再创造,达到和谐社区的目标,"社区治理"这一概念随之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指的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失灵”及其矫正

由于志愿失灵、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失效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等因素,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危机管理中存在着“参与失灵”现象,表现为无法参与、参与失效、参与绩效评价不高等.矫正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失灵必须与改造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相结合,注重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危机合作参与机制,推进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的升级和优化.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府行政伦理建设：价值意涵、实践困境与优化

治理现代化与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其表现为行政伦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包括观念伦理现代化、制度伦理现代化、人事伦理现代化以及环境伦理现代化。当前政府行政伦理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足,即观念伦理上的停滞不前、制度伦理上的执行不畅、人事伦理上的等级较重、环境伦理上的活力匮乏。实现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建设与其同步推进,因此,要在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下,以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观念引导行政观念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完备制度塑造行政制度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人事管理推进行政人事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优良环境营造行政环境伦理。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上)

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与以往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运动中出现的,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所做出的是德治选择;在制度特征上,公共管理所拥有的是德制;在存在本质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它以社会分群为前提,公共管理者是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受到的是职业规范.     

数字化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问题思考——基于浙江衢州市“三通一智(治)”的实践探索

以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是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道路上,浙江衢州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动力,通过价值、职能、技术多维度重构,打造“三通一智(治)”平台,实现了行政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推动了社会治理服务供给的改革与创新。衢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为数字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核心要义;创新、融合、赋能为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选择路径;行政主导转向服务优先为数字化改革下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效能的基本逻辑;社会“智治”回归到社会“自治”为社会治理的内在要义,从而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伦理的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呼唤制度伦理建设。依据制度在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制度伦理体系由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以及政治制度伦理、经济制度伦理和社会文化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内容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伦理建设目标与主要内容为制度正义、社会效率和社会秩序。制度正义是实现社会效率与构建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与前提,社会效率是制度正义与良序社会的物质承担者,良序社会的构建是制度正义与社会效率的出发点与目标,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分析——以三亚市为例

"候鸟式"养老群体是现阶段我国养老压力失衡和多元养老模式发展不健全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流动群体。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增多、传统养老观念转变以及迁入地气候资源环境优势,这一群体呈现规模扩大化、需求多元化、影响矛盾化等发展趋势,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与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凸显。这一供给矛盾亦可以看作"移民式"养老前期阶段所暴露出的潜在社会治理风险点,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既有的治理体系提出挑战。基于对三亚市的调研,分析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发现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这一新兴群体的需要,政府缺位和社会补位不足是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为此,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治理体系中各个主体的应然性补位,促进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     

数字智能社会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伦理困境及应对方略

数字智能社会是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下，物理实在和虚拟存在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人的认识、实践、交往能力在数字智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但同时也衍生出意志被限制、隐私被侵犯、劳动被忽略、治理被裹挟和责任弱化、信任消解、幸福缺失等主体性发展的伦理风险样态。为此，在主体能力维度上，要全力摆脱技术理性沼泽、加强隐私保护技术、限定技术治理边界；在主体交往维度上，要着力展现潜在本真自我、培养个人自律意识、注重人文关怀，进而形成规避数字智能社会中主体性伦理风险的合力，最终实现数字技术服务人类、数字智能社会造福人类的理想图景。     

自主与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逻辑与模式

伴随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各地探索出不同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借鉴嵌入自主性理论,从社会组织而非国家的"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属性着眼,构建一个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组织的参与模式分为基层自治型、协同共治型、行政主导型等三种有效治理模式,并运用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其解释力进行分析.由此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何以能够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共生,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参与模式可能发生的类型变迁及相关治理建议.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国家治理视域的制度伦理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将管制型国家治理中排除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与制度再度整合,进行制度伦理的建构。制度伦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与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伦理,强调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组织对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与道德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责任伦理与制度的公正;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制度伦理,是在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发展伦理与制度的共享伦理。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