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检察环节财产查控措施的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及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现行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阶段缺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财产状况的有效掌控，这给刑事赔偿及财产刑的科学裁量及有效执行造成了诸多弊端。因此，建立一套规范、系统、完备的犯罪嫌疑人财产调查控制制度十分必要。     

民营企业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实证研究——以北京市102份判决书为样本

从北京市102份刑事判决书的情况来看,对民营企业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刑法规制呈现扩张态势。在人身自由刑适用方面,呈现宽严相济、轻重区别的特点;在财产刑适用方面,与自由刑并用、形式多样。在民营企业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罪刑完善方面,应当扩张罪名范围,严密刑事法网;扭转重刑主义,注重刑罚轻重衔接;合理设置财产刑,推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财产刑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的适用主体包括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处罚较轻的财产刑代替适用较重的自由刑,能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他们,也符合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从宽责任原则.然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财产刑与未成年人普遍没有经济来源的现实状况相悖,适用财产刑往往不能实现其特有的功能,故应取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吸收财产刑的立法规定,采用单处罚金,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等措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     

罚金刑的量刑空间

刑罚阶梯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罚金刑的裁量空间应当以判决时犯罪人的现有财产为限。法官不仅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确定罚金数额，还应参酌判决时犯罪人的财产状况，这样既可以有效避免“空判”，维护法律的威严，厘清财产刑刑罚阶梯的内在关系，又有助于未成年人罚金刑的适用和随时追缴等制度的完善，维护财产刑刑罚体系的自洽。     

被告人口供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的口供可否定案“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口供使用规则除了适用于单一被告案件外,是否还适用于共同犯罪案件?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在交代自己罪行的同时,检举揭发同案被告人的共同犯罪事实,仍然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一部分,不能看作证人证言;第二种意见认为,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其内容既然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实际上他也是就自     

质疑:死刑并科财产刑的实质根据

我国《刑法》的财产刑,无论是罚金还是没收财产,作为刑罚应具有刑罚的特质,也就是说,应当将财产刑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与人身刑分担刑事责任,或者财产刑单独作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但我国的财产刑适用方式以并科为主,而且在不减少人身刑前提下的并科适用,也就存在实质合法性的质疑。     

没收财产刑在新刑法中的设置浅析

没收财产是指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它是惩治经济犯罪及某些严重犯罪的有效方法。新刑法为充分发挥其服务市场经济建设的功能，十分注重没收财产刑的适用。本文拟对新刑法中没收财产刑的设置特色略作探讨。一、没收财产刑的地位没收财产在各国刑罚体系中都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我国刑法亦是如此。新刑法第34条纳入了原刑法第29条的内容，明确规定没收财产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处于附加刑的地位，一般只能与主刑合并适用。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对象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对象没有在刑法总则中作出明确规定，…     

四川省贪污罪量刑实证研究

通过对四川省801名贪污罪被告人的量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贪污罪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偏轻,整体呈低水平均衡状态。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和统计学基本方法,综合考察了贪污罪量刑在受犯罪金额大小、是否共同犯罪、是否特定款物、犯罪持续时间等方面的影响,探索出贪污罪有期徒刑刑期、财产刑数额、缓刑适用的基础模型和修正后的基准模型,以期为审判人员提供实际参考,更精准地打击和预防贪污犯罪。     

经济犯罪死刑废除问题之探讨

目前.我国不宜彻底废除死刑,但对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应区别对待.在我国对经济犯罪所设置的死刑罪名中.除五种犯罪适用死刑具有正当性外.大多数经济犯罪都不适用死刑.理由是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死刑刺激部分经济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使国有资产流失.建议调整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改革自由刑,增设资格刑,加重财产刑.     

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的探索与实践

在各地法院、检察院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 (也称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 )和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改革、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于2 0 0 3年 3月 1 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 )》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实践出真知”、“理论指导实践”。以下所刊载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和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论述 ,以期有利于对这两个《若干意见》的正确理解、适用与完善。     

简论财产刑执行中的权益保障

权益保障是刑法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1997年刑法典对财产刑执行过程中的权益保障作了部分规定,但内容尚不完善。对于司法实践中所涉及的一些关于相关人员权益保障问题,有必要作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财产刑执行过程中权益保障的立法建议。     

重论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已写入联合国人权和刑事司法文件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无罪推定不仅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也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一种待遇;承担保障无罪推定权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及其司法人员;无罪推定与侦查人员和起诉人员认为或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诉讼过程中,侦查人员在提出指控和起诉人员提出起诉时应当相信被告人有罪。     

危险驾驶罪入刑的立法价值

在＂汽车时代＂,醉驾和追逐竞驶行为即使未造成实际的实害结果,但因为其潜在的危害风险已经超出了社会容忍的边界,需要刑事立法进行调控。增设危险驾驶罪能有效弥补行政处罚之不足,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体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     

刑事庭审中讯问被告人程序研究

刑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讯问程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庭审中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规定虽较之过去有了较大的改进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有改进的必要。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包庇罪若干问题探讨

包庇罪特有的行为方式——作假证明包庇,决定了其行为对象及行为时间的相对确定性:"犯罪的人"只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不可能包括已决犯,同时"作假证明包庇"也意味着,其行为的时间只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生效判决尚未作出前。"包庇"不仅是"作假证明"行为所具有的客观性质,也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包庇罪和伪证罪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竞合关系。我国刑法规定的包庇罪同人伦关系存在冲突,在新的立法规定出台之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及包庇罪和伪证罪的竞合关系来消解和减少这种冲突。     

论我国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的困境及出路

近年来,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的重要功能逐渐为人们重视。我国法律目前对此种抗诉的规定不够完善,检法部门执行标准不一,导致抗诉效果不佳,因此对该程序进行制度设计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在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时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使其通过程序参与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达到兼顾被告人与被害人利益平衡,从而为此种抗诉的顺利进行找到一种解决途径。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与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所激发的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需求日益凸显。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与现代刑罚理念的变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是必然趋势与理性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犯罪标签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实体要件、程序要件、形式要件的构建与设计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在该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还需加强配套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例如,政府对未成年犯的支持与鼓励、社会宽容文化的培育与引导,共同服务于"和谐稳定"之时代主题。     

警察出庭作证论纲

在刑事诉讼中,警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警察不出庭作证,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询权,而且影响法庭的正确裁判,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为了维护程序正义,保证被告人的质询权,发现案件真实,警察应当出庭作证。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