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起诉主体——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之不足及完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对起诉主体范围之界定不够科学，且未对起诉主体顺位作出安排。在起诉主体范围方面，检察院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应予以保留；“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过于狭窄，其他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也应享有起诉资格，从立法协调性角度考虑并与首次确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民诉法》第58条第1款保持一致，应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家网信部门不适宜提起诉讼，也不拥有确定起诉主体之权力，故应删除“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表述。在起诉主体顺位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检察院列于首位，这一做法与《民诉法》第58条以及《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之规定不符，也与检察实践之具体做法相悖；应遵循检察谦抑性之要求，坚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第一顺位、检察院第二顺位之起诉主体安排；且检察院在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均应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在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间，检察院应作何选择或会作何选择，值得关注。     

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与破解

随着信息化社会发展,我国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但在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模糊、起诉主体范围与顺位不明确、诉讼请求适用不完善等。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合理拓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能动履职,高质效办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案件办理中合理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论公民个人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之原告主体资格研究

2012年,伴随着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的出台,公益诉讼制度正式被规定在我国法典之中,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正式成为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措施,然而,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即第五十五条:"新民诉法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条只对我国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进行原则性规定,尚未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资格进行具体、明确规定,导致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得到较好适用,很难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在立法上不断完善我国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重点完善原告主体的适格问题,这是消费者是否能够提起诉讼进行维权的起点,为此,本文重点在于研究我国公民作为适格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问题。     

关于隐私面单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思考

网络经济时代，快递面单承载的收寄件人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屡遭泄露导致消费者被诈骗遭受财产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推广隐私面单保护个人信息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企业主体保护意识薄弱、行政监管乏力等导致隐私面单推广屡屡受阻。检察机关立足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优势，以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双职能，促进依法行政，助力隐私面单推广使用，有效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合法权益。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路径之证成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从立法上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是时代的需求和历史的选择。但由于其规定时间较短,起诉人的顺位、管辖、起诉条件、诉讼请求、判决效力等问题是沿用传统公益诉讼的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发展

个人信息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需求，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多发频发，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公益诉讼条款，有利于更好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专业性、流动性，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调查取证难、制度供给和理论支撑不足、多元共治合力不够等难题，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责任认定规则，加强对公益赔偿金的管理使用，促推个人信息保护法各方责任主体衔接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统一正确实施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构建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裸奔"不仅侵犯个人私权,也对社会安全治理构成了威胁。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实体法律规范的碎片化以及保护模式的体系性欠缺致使其保护机制存在掣肘。针对个人信息网络侵权频发的现状,应基于诉讼主体与权利主体互相分离的逻辑起点,围绕起诉主体范围、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多维面向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以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以检察公益诉讼促进个人信息长效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当下,原有的法律制度难以满足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对此,应以民法典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为契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探索引入公益诉讼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需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构建侵害个人信息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探究

2021年颁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70条创设性增设公益诉讼制度,意在解决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主体性弱化”救济的困境,但缺乏相应解释与具化程序观照的原则性规定无力支撑其立法初衷实现。在证成惩罚性赔偿制度介入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基础上,应当分别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探究其实现路径与具化制度建构。宏观上,在保障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价值独立与谦抑适用基础上,完成其内容体系的设计;微观上,则从规范要素、计算规则、管理制度三个面向积极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个人信息公益诉讼中的规则供给,“以期达成大数据时代产业转型之际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产业发展间动态平衡。     

湖泊保护立法中公众诉讼权问题研究——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为例分析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中单列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规定公众在湖泊保护、管理和监督上的参与权.但在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安排上,却缺乏公众对湖泊保护公益诉讼权的相关规定.我国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其原告适格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鉴于国家机关存在“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质疑,本文借鉴美国诉讼原告的“事实损害上”规则,认为在地方立法上可遵循先行先试的原则,拓宽保护湖泊的公众诉讼权主体,即公众诉讼原告适格主体可增加公民或公民群众、公益团体,以更好地保护好湖北省的湖泊.     

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目前以消费者为主体创设的惩罚性赔偿规则难以彰显检察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导致各地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办案实践差异明显，影响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促使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兼具形式和实质正当，检察机关适用正当性仍有待法律明确授权，适用条件相较于消费者提起的惩罚性赔偿应更加严格，从兼顾损害填补与制裁惩戒双重功能角度出发，应区分与私益诉讼不同衔接情形，优先确保特定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维护。     

论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行使

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是为保护个人的知情权、决定权等个人信息权益及其最终保护的若干基本人权、宪法上的权利与自由、民法上的人格权等而设立的程序性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个人就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提起诉讼的，应以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其行使权利的请求为前提。人民法院处理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纠纷，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正当性进行审查。符合行使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起诉条件的，个人可以就维护权利的合理费用一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个人因个人信息被侵害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直接提起诉讼，不以向个人信息处理者先行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为前提。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数额的厘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个人信息权益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式，沿用了民法典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即按照损失或获利、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次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权益因可产生较大经济价值而具备普遍性的侵权基础，这对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如何认定赔偿数额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只有厘清现行法律规定的损害赔偿规则，进一步探索个人信息权益损害赔偿的诉讼路径，才能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独特优势，助力形成在面对商业利益诱惑时个人信息使用的市场规则。     

公民为公益诉讼原告初论

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其中新增的内容"公益诉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修正案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面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它排除了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主体。本文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牵扯着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公民也应该加入维权的主体,成为诉讼原告,这一点国外都已经确定公民在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本文对公民成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进行相关探讨。     

公益诉讼视野下个人信息的保护路径

以孕产妇、学生等特殊群体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实践为切入点,以点带面进行检视,发现个人信息保护存在治理效果与群众要求有差距、协同治理推进不足、侵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不匹配等问题。基于推进协同.治理符合时代要求、自然人个人信息蕴含公共利益、公益诉讼拓展具备潜在空间等因素考量,有必要将自然人个人信息纳入公益诉讼范畴。探索“公益诉讼+跟进监督+专题调研+治理建议+协作机制”的闭环管理模式,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从淘宝“超卖”看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

随着公益诉讼首次进入民诉法,为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也应随之完善。本文皆在探讨现行法律规定中消费者公益诉讼存在的空白,并提出构建完整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的机关",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依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因此,不宜直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前提下,检察机关以"公益起诉人"的身份针对环境污染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既是其职责范围,也是应然之举。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解与适用

2022年以来，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断拓展。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的重要内容，使得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存在适用空间。其适用不仅能够加强未成年人监护检察监督工作的刚性，还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规定笼统化的问题。要明确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合理适用磋商制度，拓宽线索来源以发现较为隐蔽的监护侵害行为，同时注重监督与配合并重，实现与行政机关的双赢多赢共赢。     

论公益诉讼主体确定及其原告资格的协调——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定并没用明确该法以外的其它专门法规定公益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具体规则、具体条件,以及按照专门法规定具有公益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的机关与有关组织在个案中何者为适格原告主体等。职能相关性原则要求可以担当公益诉讼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与宗旨必须与公益诉讼标的具有联系性。有能力性原则要求具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机关和组织在人力、财力、专业鉴别能力、诉讼举证能力等方面具有比较充分的基础和条件。对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组织的成立和开展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年限要求是衡量组织的公益活动经验、公益活动信誉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身份以监督法律规定的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行政机关是否提起公益诉讼、是否合法正当地进行公益诉讼为合适。在公益诉讼个案中,应当按照损害公益行为影响区域或者后果影响区域分层次协调;在适用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优先、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居次原则前提下,确立具有提起公益诉讼资格的原告可以联合起诉、组成公共原告的原则。     

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在社会生活中，很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因无人享有诉权，或者虽有人享有诉权，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行使，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应有维护。因此．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特定的国家机关在民事、行政领域提起公益诉讼势在必行。借鉴各国立法实践，我国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允许公民个人、其他社会组织和特定的国家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公益诉讼主体网络；同时规范适用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并构建公益诉讼的特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