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地方法院竞争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奇迹部分要归功于地方之间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中国的地方法院也参与到地方的竞争之中,存在着司法绩效型竞争、公共服务型竞争和知识创新型竞争这三种竞争形态。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起到了激励、引导、规制和监督地方法院竞争的宏观调控作用。当代中国地方法院竞争是司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来源之一,地方法院竞争的方向应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     

当代中国地方法院竞争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奇迹部分要归功于地方之间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中国的地方法院也参与到地方的竞争之中,存在着司法绩效型竞争、公共服务型竞争和知识创新型竞争这三种竞争形态。司法绩效型竞争,是法院服务地方建设大局的直接表现,主要体现在为地方经济增长服务的经济绩效     

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能动性思考——兼论区域司法环境软实力之提升

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司法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需要发挥能动性的社会背景;当前地方法院不可能超然于地方社会治理的区域布局,决定了地方法院服务的"大局"首先只能落足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这是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需要发挥能动性的体制背景。地方法院发挥能动性并不与司法统一性相矛盾,更非纵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统一原则不排斥基本法律规范统一下各地具体标准的差异;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最大危害不在于地方司法标准的差异而在于地方司法标准的不确定。从长远看,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必将恶化区域司法环境,损害区域发展竞争力。区域司法环境属于区域发展竞争力中的软实力,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能动性发挥应置身于提升区域司法环境软实力的大境界之中。文章还对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能动空间的总体界定和区域司法标准的规范化作了原则性建构。     

建议试点跨省级行政区划的大区法院

<正>我国目前地方法院的设置,除专门法院以外,均是以行政区划为依据实施的。由于上下级法院、地方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只有法律上的监督关系,加之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现实中为地方政府干预司法审判活动提供了便利。跨区划法院的设置对于排除地方对审判工作的     

美国法院拒绝接受专利申请新规则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部地方法院近日判决美国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新规则无效，但新规则的最终命运短期之内难以确定。这充分说明保障专利申请人利益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对专利局的立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的两个重大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构想,是关系到司法职权的性质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内容的重大司法改革.从我国的宪法体制看,司法职权的中央性,主要是指其立法权限和服从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央性,但人类司法权形成的历史与理论,以及建国以来我国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管理的发展历程,都表明,司法职权具有非中央性的特点.理解我国司法职权中央性的同时,也要把握宪法体制中容易被误读为中央性的关节点.改革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管理制度特别是人事任免制度是个需要进一步审慎权衡与思考的重大问题,应当以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建设而不是损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政治方向和重大政治原则.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反思

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论断，2013年以来的司法改革力图通过司法权的中央化来祛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央确定的两项主要改革举措中，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因受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宪制约束，以及各地方财政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影响，只能实行“有限统管”;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因存在宪制空间上的争议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而踟蹰不前，改革路径也在司法机构创制和管辖制度调整之间来回切换。实际上，地方法院、检察院不仅具有“国家性”,而且“地方性”也是其内在基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并非根源于法院、检察院的地方性，而在于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时被属地体制性地行政化。只有按照法治的要求和司法的规律，合理确定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具有可依赖的前提和基础。     

浅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法律保护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 地方政府主要执行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公共服务、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等职能，它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具有自由市场竞争主体的资格。然而，自然资源的差异、地理位置的差异以及历史原因沉积下来的经济文化差异等，导致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外的吸引力截然不同。虽然地方政府并不具有自利的属性，但国家为了鼓励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制定出的一些激励机制、人员奖励制度等，一方面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制度竞争上，尤其是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是财政制度的核心，自然成为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试论司法地方化的危害与成因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各级司法机关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而实践中,司法权却往往被视为地方权力加以使用,甚至成为保护和谋取地方利益的工具。地方法院和法官异化成立地方的法院,地方的法官,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法制统一和司法独立原则。司法地方化在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方面有诸多表现,本文主要从法院受理案件的角度来作简要论述。     

立法中的地方利益本位问题及应对之策

立法中的地方利益本位本质上是公共权力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偏好的合法化,其集中表现为行政部门利益的法制化和保护主义的法制化。作为具有"独特的利益偏好"的政府部门主导地方立法的结果,它带来了立法权力异化的风险,包括增加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交易成本"、违背法治的权力约束和平等的尊重原则、巩固地方权威主义的治理模式并加剧其合法化危机。对此,可行的对策是提升地方人大的民主立法能力、建立立法回避制度、落实违法违宪审查机制。     

多措并举创新理念 司法助力综合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引、方法指引和责任指引。近年来,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主动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结合辖区诉讼案件呈现的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不断创新司法理念,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由终端裁决向源头防控延伸,力争达到案件增量减少、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双提升的良好效果,以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步伐,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助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论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化

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因为制度性的缺陷和职业环境 ,使得整个法律服务市场的主体呈多元化 ,多元化主体之间的无序竞争使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一片混乱。要改变这种现状 ,必须建立律师诉讼垄断制度、某些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强入制度 ;必须完善我国的收费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 ;必须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管理职能和提高律师自身的素质。     

行政诉讼与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

行政诉讼制度不仅意味着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也意味着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行政诉讼具有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法制统一、协调地方竞争、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建立起中央司法权对地方立法与行政的制衡,保障了国家法制的统一。通过审查地方政府行为和立法的合法性,行政诉讼制度可以规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限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确保地方竞争在中央的可控范围之内。此外,经由司法政策和具体案件的裁判,行政诉讼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资源调配的重要方式。从国外的经验观察,通过中央对地方的司法监督,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法律秩序,协调处理地方政府间的矛盾。而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法修改,也为其上述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制度契机。     

不动产登记的要式契约原则(上)

考察世界各地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以发现多数国家是以司法机关作为统一的登记机构的。如：日本的不动产登记机关是法务局、地方法务局、派出所。日本民法认为：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职责行为，属于民事司法性质的行为；德国为属于地方普通法院系统的土地登记局；瑞士大多为各州的地方法院。     

论国际商事诉讼的仲裁化——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

近年来,随着商事解纷法律服务国际化与便利化竞争的加剧,以国际商事法庭(院)为代表的国际商事诉讼普遍出现了协议选择管辖、任意性程序规则、法官选任及一审终局等仲裁化变革趋势。国际商事诉讼与商事仲裁在程序形式上的相互借鉴与交互融合,实质上揭示了当事人自治权与司法职权之间的内在博弈与制度配比。由于涉外商事诉讼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司法属性及内引外联的牵引作用,国际商事诉讼仲裁化无疑会撬动商事诉讼国际化、专业化和自由化导向的司法创新。为改进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过于传统和僵化的诉讼程序规则,统筹推进国内与涉外司法质效功能创新,我国应当对商事诉讼当事人程序自治权与司法职权进行合理平衡和适配,以开创和引领国际商事解纷法律服务与跨国司法竞争新局面。     

策略性服从:我国法院如何推进行政诉讼

学界普遍认为,二十多年来,我国行政诉讼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这一基本判断与近十年来各地法院在一系列重大案件中表现的主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基于历年相关司法文件及对四省法院的实践调查,本文试图重新审视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本文认为,行政诉讼的发展来自地方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开拓的局面下的自行突围.地方法院通过一系列策略性服从行为,在适当尊让地方政府的表面下,进行了自利性操作.其直接后果是法院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提升:法院在更深、更广层面上涉入地方政治过程,司法权从中得以扩张.这种“中国式”的司法扩张源于我国特有的条块双重领导体制,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弱化保护,我国的法治建设依然道路修远.     

观念、制度与技术:从水案透视清代地方司法——以山西河东水利碑刻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山西河东地区围绕争夺水资源使用权而展开的水权诉讼时有发生。这些水案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利益的重大性、案情的复杂性以及国家法律规范的不明确性等而成为麻烦案例。水案的处理过程,展现了清代地方司法的某些特征。从观念上来看,民众提起诉讼,可视为权利的一种追求与维护;对于将无讼奉为信条的地方官员来说,也不得不作出现实的回应。从制度上来看,调判结合、多级复审构成了清代司法在制度上的基本特征。调判结合加强了案件处理结果的可接受性,多级复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地方司法权威。从司法技术上来看,查明真相以及裁判依据上的情理法特征,表现出实用理性的精神。     

法国困境企业重整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

法国困境企业重整制度的改革显示出该制度对一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依赖 ,立法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对各利益主体的保护顺序做出选择。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呼唤企业重整制度 ,起草中的破产法适时地引入了此项制度。然而 ,法国 1 985年颁布的《司法重整与司法清算法》的实施效果及由此引发的 1 994年的又一次改革告诉我们 ,在重整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处理各利益主体的关系 ,否则由其造成的利益失衡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具有诉讼分流、满足不同主体利益、化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矛盾和冲突等司法功能,能够弥补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的不足与缺陷。本文对我国现在的刑事和解面临的问题和制度困惑进行了解析,立足于问题,从实体制度、程序制度、和解监督和辅助制度等四个角度提出了全面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司法机关省级统管后的地方人大监督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制度,但同时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两项改革措施貌似冲突,但却恰恰表明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正确配置和司法权力真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