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程序在规则演进中的作用——兼论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要求

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规则演进大致遵循着从习惯到习俗,再到判例或成文法的逻辑。而在从非正式的习俗规则到正式法律规则的转变过程中,司法活动的作用非常关键:司法活动确认了法律的存在、强化着人们关于法律的认识,而且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法律。驱使非正式的习俗规则演变为正式的法律规则的,是复杂社会对一种稳定的预期基础的要求,这一点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同时还表明,相对于法律规则的系统阐述而言,一种完备的诉讼程序是发展市场经济更为关键和必要的条件。     

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双重可诉规则：进退之际

双重可诉规则的演变是侵权冲突法理论发展的枢纽所在。双重可诉规则试图融合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这两个系属公式的优点,但不利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有悖于现代侵权法的基本职能。放弃双重可诉规则,强化侵权行为地法的作用,是侵权冲突法发展和我国法律改革的方向,但对于涉外诽谤侵权和损害赔偿限额等问题,双重可诉规则仍有局部保留的价值。     

试论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区别

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是对法律规则的一种划分方法。在法律学习与工作中,明确二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本文中作者尝试将二者的区别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除了从法律规则所规定的内容角度外,还从法的价值角度、合理性的自身评价标准角度、影响因素角度、实现目的的手段(方法)角度、发展的同步性角度、稳定性与历史延续性角度对司法公正的体现程度角度以及改革成本等角度对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进行区别比较,以明确二者的确切含义。     

哈特与刘星观点之比较——以“法律是什么”为视角

什么是法律,许多法学家特别是法理方面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研究已久,不同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尽管有如此多的法学家花了如此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法律的概念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仅从哈特与刘星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来剖析法律的概念,主要是从规则的内在方面、次要规则及规则的确定中心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点看法,希望能对进一步加深对法律概念的理解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哈特社会规则理论的限度

哈特以社会规则理论为核心阐释法律的概念,使规则区别于习惯,并将法律视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同时,社会规则理论也具有一定的限度,这集中表现在,根据哈特的理论,在法体系之下,作为法律规则的初级规则的成立并不以其具有社会规则这一身份为必要条件。被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能够经由通过法体系效力判准的检验而在其被真正实践之前就成立,因此,有些法律规则不是社会规则,社会规则理论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法律规则。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法律经济学上的"卡-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论“规则”

规则不仅是个人行动的准则,也是组织活动的基础,当然也是组织内个人行动的准则。本文先讨论不同类型规则共有的四个特点,然后从规则的约束基础和约束范围出发把规则区分为技术规则、游戏规则和道德规则。在肯定实际的规则(如法律规则)大多是上述这些规则的不同程度的混合的同时,本文强调在概念上把不同类型规则区分开来,这对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法律规则研究

行政主体为相对方设定义务是行政权行使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为了规范行政主体的这一行为 ,为行政主体设定义务确定法律规则是非常必要的。从行政法治实践来看 ,此类规则应该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部分。其中实体规则有成本最小化规则、义务与权利保持平衡规则、义务负担与义务能力相当规则、无法律与事实根据不设定规则。程序规则有义务设定主体有限化规则、义务设定方式法定化规则、义务设定过程程式化规则、义务设定对象具体化规则。     

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控制中的制度与法律——一个法经济学分析范式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具有的迂回性特点.决定了该种交易面对高额的迂回链条断裂成本、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有效控制前述两种成本的制度手段.包括法律规则、行业自律规则和企业内部操作规则,这三种规则在普适性与针对性、稳定性与可变性问题上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宏观风险的主要法律手段是明确交易主体资格和各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组织的法律地位,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微观风险的主要法律手段是解决法律制度发展的相对滞后性问题、法律适用的不可预测性与差异性问题、各国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复调的法治：规则之治与法律家之治

我们应从简单的规则主义法治观转变为复调的法治观。复调的法治观,以规则主义法治观为主旋律,以 法律家之治作为必要的伴奏乐。恰当的法律家之治可以弥补规则主义法治观的局限与不足。     

强国梦之法治求索

国家富强之梦想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要用法治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善德价值内涵.当今中国的富强离不开法治的同步发展,法治强则中国强,法治废则中国危,法治是实现强国梦的必然选择.换言之,强国梦必须植根于“法治中国”,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

指数是衡量全球各国经济、政治走势的重要尺度,各种类型的指数从某种程度上精确折射着社会生存的客观真实状态。在民主、法治等社会科学领域始终缺少一种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法治在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之后,我们应改变传统抽象法治观念的思维,并突破不同文化间法治价值观念的屏障,将法治理念贯穿至具体的指数模型之中。法治指数体系中囊括了诸如民主指数、腐败指数等一系列精确、稳定的指数样本。本文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法治指数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方法论上分析与探索,为当今中国寻找一种新型、理想的法治发展路径。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浅析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能力的相关问题

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向现代社会制度转变的终极目标,只有法治社会,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公平、公正的生活,才能形成安定与和谐的社会.领导干部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市场规制的制定者和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只有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法,才能在现实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复杂问题.     

论法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基础。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需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市民社会蕴含的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基础。只有大力推进市民社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法治。     

拯救法治——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初探

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在于,法治建设要求把法律付诸实施,这会暴露出法律的不足,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出现法律信仰的危机,反而不利于法治建设。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因而法律方法是对法治的拯救。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法律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既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又要使法律适应社会变革的矛盾,并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增进司法的功能。     

论法治与公民幸福

公民幸福是公民基于需要满足而产生的美好感受，它以富足、安全、自由、公平为构成要件。公民幸福既有赖于公民的劳动创造，也有赖于法治保障。法治导源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它是保障公民幸福的良方。在中国，对幸福的追求使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法治，公民幸福是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指南。     

法治的生活之维——走向“生活世界”的中国法治导论

从生活的维度研究法治是法治理论丰富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法治实践探索和反思的结果。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文化其实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文化的建设因此也是法治的生活关怀。对"生活"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西方哲学界,胡塞尔、列斐伏尔、哈贝马斯等现当代哲学家的重要理论中都彰显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这一主题。"生活"给法治提供了新的范畴体系、理解框架和理论背景。法治以生活为立场是对法治上层建筑立场的补充和完善,其拓展了法治理论,回应了法治实践,也为中国法治走向"生活世界"提供了路径。     

政府在信访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的探讨

信访工作中既要防止消极的拒民思维，又要防止过度的迁就思维，因为二者均为“人治”的思维方式。本文认为，信访工作中的法治思维是指：政府要从消极被动的守法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用法者；对于信访者的诉求要坚持法律的底线：政府要有作为诉讼主体进行依法维权的思维。政府在信访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的条件是：领导重视、经济发展、严格执行考核机制、信访干部职业化。此外。政府信访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还应处理好与治理思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