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府:内涵、形式与构建路径

依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责任政府的外延已由责任内阁制政府扩展至所有民主政府。就责任政府而言,责任应是民主政府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即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即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行政问责逐渐发展到政治问责是我国责任政府建构之路径。     

从“责任政府”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

依据现代通行的行政法理论．作为社会管理中枢的政府部门应当首先是一个“责任政府”，政府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对社会公众及一切行政相对人承担其自身应有的责任。我国学者蒋劲松认为，行政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权的配置：第二个要点是权责一致；第三个要点就是问责制。可见，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五个转变

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由于违反法律规范或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或行为不当而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和规范。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落脚点往往是一些具体的官员,但从深层次看却是体制的问题。     

论责任政府场域中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责任政府--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我国行政改革和政府建设之旨趣.作为建设责任政府必然要求的行政问责制,缘自其不可机械复制等特性,在我国尚处在摸索阶段,且在其实施过程中问题层出.故此,立足我国社会和体制全面转型的现实国情,正确认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客观体认其推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应对策略,才能有效实现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继而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进程.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体现。人民民主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性、民主性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建立责任政府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向人民负责的公仆。     

浅议问责制

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使其对权力、责任的监督更具有实效性。确立和推进问责制对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就此做一粗浅探讨, 以期讨论。一、问责制的涵义、特点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适用的领域和对象非常宽泛,只是采用的方式和处罚程度不同而已。这里所指的是行政问责制,她是政治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一般划分,政治问责制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的内容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目前所说问责制是指行政问责。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 促进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使政府的职责更加明确,工作更加主动。     

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行政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强化责任与改善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理论价值.但是,在我国政治领域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对行政问责制内涵认识的模糊性以及对其理论基础理解的主观随意性,致使一些原本致力于建设责任政府的政策安排反而偏离了行政问责制的内在诉求.因此,要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就必须深刻理解行政问责制的丰富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论行政问责制的法理基础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建都是架构在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基础之上,行政问责制也不是无中生有的。行政问责制的产生是人民主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控权思想和责任行政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政府责任定位的思考

社会保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际经验表明,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焦点在于政府责任与定位,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现实矛盾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构建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此,政府应明确责任范围,切实承担和履行责任。     

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及启示

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背景,世界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之一.西方社会管理的发展变迁及成功经验显示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分权与自治、管理方式的市场化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已成为各国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创新要素.我国社会管理应当坚持深入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市场化与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Redefin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Hardeni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ing call for corporation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and for greater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with regard to nonfinancial risks (collectively known 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CSR).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s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mandatory obligations for formerly voluntary CSR engagement, a trend we call the legalization of CS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ardening” and legalization of CSR, and considers what this process tells us about norms and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our analysis of corporate trends, regulations, and case law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China, and India, we argue that th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CSR through a shareholder primacy lens may, troublingly, undermine the very notion of CSR. In the face of these trend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redefinition of CSR that includes an express commitment to corporations’ social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责任

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和谐社会下的政府应该是一个精简、廉洁、透明、高效的政府。我国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当务之急需要做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有限权力原则、积极行使职权、建立公共安全机制、保障弱势群体权利、完善社会冲突解决机制。     

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研究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实质即是建立和健全动员社会力量协作参与,征调一切可用的人、财、物,以有效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法律框架体系。从交通运输系统现有法律框架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着实体上权、责、利划分的不平衡,程序上过度任意性的问题,其后果是在非常态社会秩序下,政府权力的超常行使必然对应公民、企业等社会个体权利的过分压抑。未来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应该从权力的分配、权力行使的程序规范与及权力运行的监督等方面入手,构建权力控制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明确的法律框架。     

我国转型社会中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研究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应该坚持合法性、公平性、公开性、民主性、连续性、适应性原则,我国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改革应该立足我国国情和现有阶段,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服务与管制的关系。同时,司法应该对服务型政府法治化作出积极回应。     

回归与重构:服务行政在中国的源起

服务行政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截然不同的行政类型,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即以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负责为己任,但这种全面负责以牺牲个体的主体性为代价,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因此,服务行政顺理成章地出现于从全能政府回归有限政府的改革过程中。     

法治国家与精神文明的定序化建设

精神文明的定序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我们可以从量和质的不同角度，对精神文明定序化建设的实现作出评价。定序化建设与政府行为、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定序化建设在法治社会中的意义十分重大     

法行为的性质

法行为是法所要规范的核心内容,但对法行为的认识在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特别是在当代混合社会和信息社会条件下,这种争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时,重新认识法行为的性质,使其摆脱传统法律思想的束缚而面对现实,对当代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期,这一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法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权力职责)的统一。     

论社会行政法

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和政府职能的首要价值,构建社会行政法也成为发展我国行政法及其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的主题。社会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和其他公法受益权,规范行政机关行政给付和其他社会服务义务。公民的集体受益权、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程序、相关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是社会行政法的核心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