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研究

行政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特性和核心内容.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利于保证必要的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必须对行政裁量权加以有效规制.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与其他控制行政裁量权制度不同,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是行政机关内部规范行政行为的重要技术手段,包括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深入研究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举措,对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成为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机关裁量权力运行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行政裁量基准作为一种发源于基层实践的新兴的制度,仍存在着制定主体混乱、形式不统一、效力认识存在差异等诸多问题。本文以温州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视角,拟对实践中行政裁量基准制定存在的问题作一梳理分析,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行政裁量基准的实质渊源——以行政惯例为例

作为一线行政执法经验的总结,行政惯例对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具有引导作用,是裁量基准重要的实质渊源。实践观察显示,行政惯例对裁量基准的制定既具有弥补成文法律规范漏洞、保障相对人信赖利益等正面效应,也具有滋生裁量怠惰、导致行政专横等负面效应。为此,应当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适度司法审查制度,规范行政惯例对裁量基准的指引。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质疑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是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关注的热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都已趋于成熟.然而,这一命题存在重大理论误区和实践困惑:作为基准的规则将裁量行为变为羁束行为,将外部行为内部化,将行政个案处置抽象化,将行政权利变为行政义务.基于此,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是应当回归到法律原则中来.传统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原则如比例原则、重大事实的误认无效原则、正当目的原则和平等原则等都是有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     

行政裁量基准创制模式研究

传统的行政裁量基准内源型创制模式与外源型创制模式都失之偏颇,应当倡导一种互动型行政裁量基准创制模式。行政裁量基准互动型创制模式包含了信息、技术、平衡机制、剪刀差等考量因素,并遵循行政过程论之要求,在行政裁量基准的提议、论证和发布的各阶段,有机整合行政、专家和公众三种智识资源,在三者之间建立多元化的交流互动机制,以确保裁量基准制定程序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互动型创制模式的广泛运用,能够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改革注入新的活力,能够提升裁量基准的可接受性与实效性,也有助于行政自我规制目标的实现。     

行政裁量基准的技术范式研究

"裁量基准运动"在实践中开展得如火如荼,理论研究也日渐深入,在防止裁量滥用、构建裁量治理模式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裁量基准能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和效能,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制定过程中能否合理地考量各种技术因素。因此,将客观的技术标准植入主观的裁量过程,对影响裁量基准制定的因素予以量化,规划研究它们对于合理估量裁量因素的正义层级,以求改进裁量基准制定技术、保证个案正义将大有裨益。     

司法判决中的行政不作为

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80个行政不作为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行政不作为构成要件的把握上，人民法院业已形成了作为义务源自何处、有无现实作为可能以及是否已经作为的三重判断基准。这不仅修正了法律文本中义务来源单一化和不作为表现形态片面化的规定，而且通过个案特殊情境中危险预见可能性、避免损害发生可能性和公权发动期待可能性的权衡，建立了危险防止型行政不作为的判断标准。在行政不作为司法裁判方式的选择上，人民法院大体上形成了履行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同类型判决的具体适用，有助于妥善处理司法独立判断、尊重行政裁量及私权有效保障的三重关系。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与现实课题

行政裁量基准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经验的提炼、细化与量化等控制技术的运用,能够为行政机关具体的裁量活动提供相对统一的行动标准,对行政裁量权的膨胀与滥用具有积极的遏制功效。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境,彰显了行政规则之治的发展趋势。但为有效克服裁量基准制度可能的负面效应,应当妥善划分不同层级行政机关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赋予裁量基准更为灵活的拘束力,并倡导行政系统上下互动与行政相对人适度参与的模式,从而提升行政自我拘束模式在裁量控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对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理性思考

裁量权基准制度在我国法治政府建立中日显重要,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性不利于行政的实质正义,不能实现行政效率。因此为完善这项制度应明确行政裁量基准主体、行政裁量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裁量先例制度、行政裁量公开制度。     

我国行政规则研究中的若干误区之克服

语义及法理分析显示,"行政规则"明显优于"行政规范"和"行政规定",理应成为指代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最佳概念。行政规则效力的外部化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行政规则的具体效力应视其样态和功能的不同而定。法渊源内分资源、进路和动因三要素理论的提出,为消除行政规则法源地位认识上的模糊性提供了学理基础。行政规则事实上的拘束力及其与公共政策的界分,为清除上级行政规则优越论的误导提供了现实基础。行政规则认识误区的逐一破除,能够促使行政规则研究正本归源并向纵深方向发展。     

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呼唤执法公正的积极回应,也是行政机关抵御社会资本侵蚀实现自我保护的切实需要,体现出规则之治意识的觉醒,理应成为转型中国核心的行政裁量控制术。裁量基准的智识资源更多来自地方性知识而非行业性智慧,应当承认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所拥有的基准制定权。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律拘束力辨析的意义日趋弱化。对行政裁量基准诸多理论悖论及其消解的探究,能够为裁量基准课题研究的及时转向扫清障碍。     

论西方国家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及启示

行政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特性和核心内容，而如何规范行政裁量权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通过介绍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阐述一些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基本原则，如裁量权的约束、裁量的公开制度等。并且通过对比西方国家的制度，借鉴一些比较先进的成果，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行政裁量基准的设定与适用

行政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以判断选择的标准化方式将行政法规范授予的裁量权限予以具体化。从平等原则出发,应将设定裁量基准规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裁量基准相对于立法而言是裁量权的一般行使,相对于公务员而言则又是裁量权的控制手段。裁量基准虽非立法,但经由平等对待、信赖保护等原则的转换而对行政机关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适用裁量基准并不免除行政机关的个案考虑义务。在裁量基准适用的典型案件中,行政机关应当适用裁量基准作出决定;在非典型案件中,行政机关可以不适用裁量基准,但应当说明理由。在审查存在裁量基准的案件时,法院要进行两阶段审查,先审查裁量基准自身有无合法性,再审查在适用裁量基准上有无合法性。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是对意定主义模式下行政行为产生的“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是否认可的问题。合法性只是效力判断的一个基准而非全部基准，是进行判断的重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决定了效力判断不可能是一个在合法性与效力之间进行简单比照的过程，而必须综合考虑行为与结果并存的二元化对象基准、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要素基准以及法、理、情互补的逻辑基准，在此基础上恰当地运用瑕疵衡量、利害衡量、价值衡量等规则进行分析判断。     

论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过程中的效力

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过程中的效力表现为两种力量：一是在法院审查行政行为过程中对法院的约束力：二是其本身在接受法院合法性审查时具有的维持力。一般情况下，法院受到裁量基准的约束，特殊情况才可逸脱。裁量基准具有强劲维持力，法院目前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对其负面影响进行消解，未采可以采用在行政诉讼中添加附带性审查制度的方法解决问题。     

比例原则视域下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是行政机关主导的,是行政自制理论的体现,但仍需遵循立法者的授权本意以及接受法院对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以及法院在对行政裁量性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比例原则的作用不可或缺。     

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政罚款制度。行政罚款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处罚方式，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与惩戒作用。然而，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行政罚款主体不明确、行政罚款金额标准不明确、缺乏行政罚款监督。为纾解上述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所存在的问题，通过明确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的主体及其权责，落实网信办统筹监督职能，明确相关职权部门的管辖权限；确立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的罚款金额标准与裁量基准，形成全新的、可供参考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实施细则；构建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的“合规减免”规则与柔性执法规则；通过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听证程序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政罚款监督管理制度，以期在实现个人信息安全的立法目的上，保障违法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建设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及量裁情节设定的应用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发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制定裁量基准的行政法现象。这一行政法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各级行政机关在努力依法行政,中国的行政法治理在向纵深发展。但我国关于裁量基准的行政执法实践,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在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中不可回避的若干问题,提出对建设行政执法行政裁量基准和量裁情节设定应用的建议。     

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及其效力界定

考察我国各地推行裁量基准的实践经验,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兼具"行政自制"和"规则之治"的双重性格,应当定位为一种裁量性的行政自制规范,或者说是一种自制型的裁量行政规范。然而,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我规制",亦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必须诉诸一种正当化的制度安排,通过对裁量基准效力的合理界定来保障其存在的正当性,从而发挥其内在的制度价值和功能。     

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

本文围绕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对设定墓准的义务、适用范围、控制技术以及程序等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意在揭示裁量墓准的墓本功能在于从微观层面构筑裁量权行使的具体轨迹,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着重防止和解决可能产生的裁量不能很好回应复杂现实的僵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