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出庭作证的保障与实现

警察出庭作证对于刑事诉讼的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意义重大,但由于"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构造性障碍、程序性规则粗疏的规则性障碍以及观念淡漠、技能缺失的技能性障碍,警察出庭作证难以真正实现。为此,应当转变"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为"裁判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完善警察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则、培养警察出庭作证的意识和培训警察出庭作证的技能。     

论美国联邦宪法的程序规则

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完备的程序规则制度,为规范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宪法的哲学原理见之于其繁复的权力运行程序细节之中。宪法的程序规则具有权力的正当化功能、规范化功能和形式合理化功能。作为宪政基石和宪政基本内涵的法治,是一种以正当程序为主要内容的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过程,而法治的正当程序则以宪法程序为根本。     

论各国反垄断程序规则

相比较其他案件的程序规则，反垄断案件的程序规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一些反垄断法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也有较为完善的反垄断程序规则。本文拟从反垄断程序规则的立法模式、管辖权设置、行政执法程序、诉讼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以一些国家的反垄断程序立法为蓝本，追行比较研究。     

试论行政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行政合法性原则、证据合法性要求和人权保障、程序正义要求 ,行政程序中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现实情况决定了行政程序采纳这一规则不能过于严酷。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实有检讨、重构的必要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在很多诉讼案件中,办案警察既是证据的收集者,也是重要的证人,警察出庭作证的合理性是十分肯定的.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将警察作证作为一种通行做法,我国在司法改革中与世界警察作证制度紧密接轨,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了相关规定.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警察出庭作证新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警察作证制度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完善对策,旨在促进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程序、体系的不断发展.     

美国电子化行政规则制定程序

电子化行政规则制定程序,是近年来美国行政法上的一个核心议题。它并没有颠覆或取代传统"公告评论"程序的基本框架,而是强调将信息技术充分运用于规则制定过程之中,力图完善"公告评论"程序。基于信息技术载体的优势而增加的程序性要求,使得透明和参与理念逐渐渗透到整个规则制定过程之中,也促使行政机关更加注重规则制定全过程的公开,公告内容的充分性、可及性,参与方式的简化,参与的有效性等具体问题。     

试论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区别

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是对法律规则的一种划分方法。在法律学习与工作中,明确二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本文中作者尝试将二者的区别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除了从法律规则所规定的内容角度外,还从法的价值角度、合理性的自身评价标准角度、影响因素角度、实现目的的手段(方法)角度、发展的同步性角度、稳定性与历史延续性角度对司法公正的体现程度角度以及改革成本等角度对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进行区别比较,以明确二者的确切含义。     

我国的法律援助程序规则刍议

本文对我国的法律援助程序规则进行了探讨,认为主要包括计划编制规则、立案规则、承办规则、监督确认规则等     

公证程序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03号 《公证程序规则》已经2006年5月10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司法部2002年6月18日发布的《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令第72号）同时废止。     

警察作证相关问题的分析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逐渐被确立并完善.与此同时,在具体实务中警察作证也存在着种种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本文以警察作证为视角,从警察作证的身份、内容、方式、程序、效力和法律责任等问题出发,分析了如何加强警察作证相关问题的立法完善.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近年来,警察出庭作证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之一。首先,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诉讼中警察出庭作证的异同点及其成因,澄清了媒体呼吁警察出庭作证常态化的误区,其次分析了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现状及确立警察出庭作证之必要性,又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警察出庭作证必须克服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警察出庭作证范围“度”的把握,最后设计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措施。     

警察作证制度的理论推演与实证分析

警察作证是推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重要一环。证人的党派性不应成为证人能力限制的理由 ;警察作证的公务性有利于保障其证言的客观性。警察作证不仅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和实体法律的正确适用 ,而且有利于激发刑事诉讼各方参与者的主动性 ,彰显程序自身的公正性 ,还可有力地约束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警察作证的公务性、事后性、倾向性是警察证人与普通证人的区别所在     

证人出庭制度研究——从完善刑事诉讼的视角谈起

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中的一种,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十分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诉讼中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证人出庭率却十分低,从各地的统计数字来看,证人出庭率普遍不足5%.甚至在一些案件中,证言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作为陈述证言的证人却拒不出庭,其实就意味着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所以,在运用这种证据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要求证人出庭接受审查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试从刑事诉讼人手,分析解决证人在诉讼中出庭的问题.     

论专门性问题的诉讼证明

基于我国现行诉讼法关于专门性问题证明的制度缺陷 ,笔者认为 ,应对鉴定人的产生、鉴定活动、鉴定内容和范围的确定以及法庭对专门性问题的审查、判断等问题加以规范和完善 ,允许和吸收其他同行专家参与对专门性问题的证明活动 ,监督和保障专门性问题证明和采信的公开性、科学性、规范性 ,保证证明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论我国新刑诉法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制度上日臻完善,使我国刑诉法证人作证制度体系更趋科学,意义深远.但其多方面的具体制度尚有进步空间.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方面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证豁免制度以及证人拒绝出庭时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基于人权保护原则和衡平原则提出若干建议.     

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更加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保护与被告人知悉权、对质权可能发生冲突,各国为此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予以平衡,包括限制披露证人身份信息和采用视频技术或设置屏障的方式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必要在平衡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理论基础的思考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证据法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在该问题技术上的研究多于理论上的探索,似乎在该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已有广泛的认同,即对义务论的认同,然而义务论会带来诸如主体工具之说,自由功利之说的许多困惑,相反,权利论却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如果尝试从权利论的角度解读证人作证制度,或许会有所收获。     

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研究——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之考察及其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依自由心证主义之本旨,受诉法院必须在斟酌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及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的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作为适法地呈现于言词辩论中的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外的诉讼资料,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不仅能补充证据调查,而且能单独作为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不仅合乎民事诉讼中法官心证形成的实际,也契合民事诉讼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之规律。为防止法官恣意地进行事实认定并担保事实认定之客观性,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单独作为事实认定的根据应以辅助事实及不重要的间接事实为限。受诉法院依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认定案件事实时,虽无须在裁判理由中对此予以具体的说示,但至少应能从诉讼记录中明了言词辩论的全部意在本案中乃何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