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的角色转变

中国的刑事专家辅助人具有既类似于律师又类似于鉴定人、证人的多重属性;围绕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性质,也形成了质证方式说、鉴定意见说、证人证言说等多种观点。角色定位上的混乱,不仅造成了独具特色的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双轨制,而且常常使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庭采信陷入困境。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家辅助人的新近规定看,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呈现出向专家证人转变的趋势。这种转变的核心要求,一是实现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平等,专家辅助人意见和鉴定意见在专家证言意义上的证据效力平等;二是使专家辅助人回归专家证人本色,将强加给专家辅助人的不合理的质证职责交还给律师、检察官;三是提高律师、检察官熟练运用交叉询问规则、对科学证据进行质证的能力,充分发挥法官的科学证据“守门人”作用,以适应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需要。     

“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二元化专家证人制度的中国演变--以“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为切入点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规定,细化了部分实施细则,对民事审判中证人制度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以此为基础,梳理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人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发展脉络,展现“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的二元化专家证人制度模式的中国演变,探讨构建二元化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庭审交叉询问、意见采信等法律规则,切实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及司法公正。     

专家证据的价值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家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在专家证人资格规定上的广泛性和选任上的自由性，使其在适用上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详细而完备的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更是司法经验的积累与法官智慧的结晶。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和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在近些年的改革中呈现出共同的趋向，如启动程序的多样化、过错责任的严格化和庭审对抗的强化，这为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准确适用新刑诉法中有关专家辅助人的规定以及充分发挥专家证据的作用开启了新的思路。面对我国司法鉴定中依然相当混乱的鉴定主体问题，构建鉴定人、专家顾问和专家辅助人三位一体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或许是一条比较合理可行的出路。     

新《民事证据规定》对法官权责的制度改造--基于司法鉴定的视角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定》,是在2017年民事诉讼法、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对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进。由于法官依然主导、甚至控制司法鉴定进程,因此修订后的《民事证据规定》对法官涉及司法鉴定的权力与责任进行了制度改造,主要表现在强化了法官对鉴定程序的实质参与性以及对鉴定人的有效管理与监督。总体来看,在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历史改革脉络中,《民事证据规定》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民事司法过去一贯弱化法官权力与责任的制度改革路径。不过,《民事证据规定》对当事人权利与责任的强化,仍有可能变相弱化法官应当承担的职责;同时《民事证据规定》对鉴定人虚假鉴定、鉴定超期、撤销鉴定意见等诸方面简单、刚性且无救济的单向度制裁模式,极可能被鉴定人视为法院或法官基于自身立场的本位主义立法,并进而驱使鉴定人采取"责任规避型"的反制策略。     

谈我国的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类似于西方的证据开示制度，首次法律规定是1998年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然后在2002年4月的《关于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自该制度实施以来对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诉讼理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其制度规定和实际操作中却有不少问题。本文拟剖析民事证据交换制度实际适用之缺陷，从而对证据交换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民事诉讼证据中有关鉴定的诠释与规则适用探讨

"新《民事证据规定》"涉及鉴定条款占所有条款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条款又约占整个鉴定条款的60%。这种大幅度对鉴定问题的修订,彰显出鉴定在民事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与实践中的突出作用。这些有关鉴定条款的修改、新增和删除,除理顺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的关系和回应民众对鉴定的需求外,侧重于人民法院对鉴定委托的管理和对鉴定人活动的规范。具体体现为加强鉴定委托管理、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限制鉴定人撤销鉴定意见、严格鉴定人承诺和作虚假鉴定等方面的责任,尤其是鉴定费用退回的制裁方式。但也存在规范鉴定人和法官行为的失衡,以及条款间及其与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协调问题等。对此需要在尊重诉讼规律、科学规律和证据规则本质的基础上,以司法改革、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以及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衔接和协调的综合视角对有关鉴定的规定作出理论诠释与适用说明,不宜孤立地解释条款的字面含义,以免导致实践适用上的失控。     

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

证据立法是促进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保障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关键。本文探讨了我国证据立法的模式、当事人举证与法官依职权收集证据、庭前交换证据、举证时限、证人出庭作证、质证和认证、鉴定人和专家证人的问题 ,对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公诉人如何把握辩护人的证据

一、从程序上把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19条规定:对于决定开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告人、辩护人于开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这一规定明确了辩护人所有拟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必须在开庭五日前提交法庭。但如果辩护人没有提交,开庭时是否可以出示其证据,目前尚无法律规定。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相同。对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制度的冲突及其解决——评最高院有关专家证人的相关答复

鉴定人制度与专家证人制度作为不同诉讼模式的产物各有利弊。鉴定人制度为缓解其制度安排上的相对僵硬,吸纳了技术顾问或专家辅助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事人质证的有效性问题。专家证人制度因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证据理论、证据制度存在冲突与矛盾,尤其是专家证人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与鉴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鉴定人回避制度诉求鉴定人中立的要求,致使专家证人的移植在我国产生了不尽的困惑,将其改造成本己之物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民事再审诉讼中新证据实务分析

新证据的提出和认定,是近年来民事审判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直接关系到民事再审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本文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新的证据”在民事再审诉讼中的实务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新证据的法律界定、特征分析及几种情形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发表了相关见解。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几个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完善我国入世后的法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举证责任、自认及判断证据的标准等进行分析阐述,以揭示它在审判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人格权法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在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讨论中 ,关于人格权法的位置安排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考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对人格权的规定及参照我国学者的观点 ,我们认为 ,民事主体制度 (人法 )和侵权行为法不能承担规定人格权的重担。从人格权的全面保护角度而言 ,人格权法应独立成编。以此为基础 ,本文提出了人格权法编大致的内容设计。     

困境与出路：中国民事诉讼“新证据”制度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证据制度完善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该规定纳入有限证据的观念，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促使当事人及时收集和提供证据，推动法院由以往的追求“客观真实”转变为以当事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能证明的“法律真实”的证据作为民事纠纷裁判的依据，避免对证据进行无休止地搜索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的拖延。平衡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避免过分强调证据适时提出而导致实体不公，该规定以“新证据”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或限制，并对不同阶段的“新证据”作了初步的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制定的，在制度设计上尚存在缺陷，有关“新证据”的规定较为简翠笼统。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的把握也或宽或严，操作不一。背离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本意，造成程序公正和贵体公正的价值失衡。考察与反思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新证据”，对于充分发挥举证时限制度的作用，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论当事人证据收集权的程序保障

当事人是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主角,对作为裁判对象的事实基础负责,有必要为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程序保障。法律传统、诉讼理念、律师代理情况与立法成本等是构建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路径选择中的考量因素。增加文书提出命令、重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通过切断当事人对书面证言之依赖进而强化证人出庭作证是提升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的基本出路,应该纳入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     

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是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处理宪法和民法关系的主要依据。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在于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从而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不是“母子”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民法应当有自己的权利体系和确立原则。民法和宪法分别是调整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     

再论司法鉴定基本问题--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条款

最高法民事证据规定对于完善我国证据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证据规定,对作为证据体系重要一环的鉴定意见,从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做了全面规定,对于缓解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中的诸多困境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中部分条款也可能对司法鉴定制度产生一定影响。为此,本文对司法鉴定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的鉴定人负责制、鉴定意见撤销等基本内容,再次予以阐释、厘定,以期能确保司法鉴定体系的有效运行。     

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范围和标准研究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证人出作证庭费用之规范存在补偿范围不具体和补偿标准不明晰等诸多问题，关于鉴定人出庭费用的补偿范围和标准之规定更是付之阙如。民事司法实践中各地方法院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费用的补偿范围和标准的认定混乱且随意性大，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诉法解释》规定“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和补贴为标准”计算证人出庭作证费用更是有违平等原则。我国民诉立法应在厘清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性质的基础上，采用列举规范的方式明确规定证人、鉴定人出庭费用的补偿范围，统一并明晰证人、鉴定人的补偿标准。     

文书提出命令的适用范围探讨

文书提出命令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收集证据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其适用范围更是改革热点。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和方法相当不完善,因此,确有必要对文书提出命令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促进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