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之路：从“政”到“党”：“京版问责办法”：党委领导首进问责范围

问责制重在“问”，要科学地“问”、规范地“问”，明确“问”的对象，提高“问”的透明度，拓宽“问”的渠道，增加“问”的力度，扩大“问”的范围。只有这样“问”，才能达到“问责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     

“柏林墙”的省思

想当年，我以“中华民国立法委员”的身份，因公率团登上“西柏林”的“瞭望台”，亲眼看到“东柏林”的景观种种；再过几年，又以“中华民国考试委员”的身份，因公率团旧地重游，观赏“倒塌”的“柏林墙”，东西进出，自由自在，并前往“触摸”那一小段留下供世人凭吊的“围墙”遗迹，感怀多多……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的“公”，除公共目标之“公”外，必须包括程序性之“公”，而“执政为民”的“民”，在现时代更多地应该是“公民”。     

“三剂良方”医治“软骨病”

少数党员干部得了“软骨病”，面对诱惑“气短”，见到金钱“手软”，对待名利“眼红”，遇到困难“腿软”，碰到上级“膝盖软”，对待群众“翻白眼”。生理上的“软骨病”会引发多种并发症，危害生命健康；而精神上的“软骨病”，则会让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脱离人民群众，不断腐化堕落，损害党的形象。要医治“软骨病”，需用“三剂良方”，方可割除毒瘤，获得新生。     

“极”高明而“道”中庸：汉语生态哲学刍议

“无极”“太极”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哲学史的学术梳理可以“说”出汉民族的致思历程，而以文字为认识论，对汉语“极”字作哲学分析，则可以“道”出汉民族本源的生态存在。由此出发对汉语生态哲学进行思考：一方面，对汉语文字进行生态哲学维度的挖掘，汉语文字作为一个生态的系统，可以“道”出汉民族天人合一、心物同源的存在，词汇的边界拓展道出汉民族思维的“活络”；另一方面，从汉语文字角度对中国哲学具有生态意蕴的命题、概念进行开掘，汉语“道”生态，需要哲学学者去“道”哲学，对汉语生态维度的“天地不言”予以哲学的“再言”。“极”高明而“道”中庸，于“静默”的“书写”中突破西方语言哲学“词”与“物”的逻辑，代之以“文”与“道”的学术自觉，探索从让哲学“说”汉语，到让汉语“道”哲学的当代“讲”法。     

声音

到北京看“城头”，到西安看“坟头”，到上海看“人头”，到苏州看“桥头”，到天津看“码头”，到桂林看“山头”，到南京看“石头”，到海南看“浪头”。到成都看“丫头”。     

论才与财（七篇）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句话道出了天下才子的心声．“才”与“财”孰轻孰重？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才”与“财”，如何待之？以“财”养“才”，以“财”滋“才”，以“才”为根，以“才”为本。以“财”助“才”!     

张岱年先生的“天人新学” ──自然、人和价值

张岱年先生的“天人新学”中的根源意识，既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又不是生成论意义上的，他所谓“天人本至”的“本”，只是“统一”和“包含”，他又将之化约为“物质”和“气”，认为是客观世界中的“最基本”存在。张岱年先生的“天人新学”包括：非本体主义的“本”和线形过程，人同自然的双重关系，“合群”的“社群哲学”。     

面对“请托”

纵览历史，“请托”现象由来已久。成语“苞苴竿牍”就告诉我们，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请托”先例。所谓“苞苴”，即蒲包，指赠送的礼物；所谓“竿牍”，即竹简，指“请托”信。“苞苴竿牍”，也就是携带着礼物和书信去“走门子”。“走门子”，就是请托官员徇私办事。     

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下）

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所蕴涵的“实心实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本体工夫合一”的“实心”论，“实地用功”的“实功”论，“践履之实”的“实行”论，以及“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的“明德亲民”论。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是明清之际“实学”社会思潮的理论源头之一。     

孔子“智”论的历史检视

孔子之“智”，是对外在“礼乐”的熏习和内在“仁”的体认，一方面注重外在之“学”和人际交往对“智”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必须经由“仁”的内在安顿，“智”方才有效。孔子“智”论，既是政治论，又是伦理观，亦为道德观，还是修身论。     

“官本位”

“级别”意味着“单位”的“大小”。级别高，单位就“大”，当然“面子”也大；级别低，单位就“小”，当然“面子”也小。不过，这里的“大小”。并不一定指人数的多少或经费的多少。也无关乎占地面积、办公设备和房屋车辆等等的多少，而主要是指“行政级别”，所以叫“官本位”。在中国．一应大小单位，差不多都有自己相应的行政级别，如科级局、县级市、地师级企业等。甚至连“出家人”也不能免俗，据说也评定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云。     

“平均”的歧义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平均”是有歧义的，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务实、求实，正确把握好“平均数”与“大多数”的关系，防止和纠正那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的倾向，扎扎实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把手”切勿“一把抓”

时下，有些“一把手”，在工作中存在“事无巨细一手揽，大小问题一把抓”的现象。同时，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工作中凡事也都要抬出“一把手”．以示“重视”，好像一切离开了“一把手”就束手无策、难以办成。于是，什么事都需要“一把手”来抓。不管什么组织都要挂上“一把手”的大名，请“一把手”亲自任“组长”“主任”，不管什么工作都要“一把手”出面。     

老子反对“为学”么

由“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能得出老子反对“为学”。“为学”与“为道”同为人的能动性的基本体现方式，二者是统一的。“为学”，泛指人吸取知识、升华境界的认识活动，其价值目标是认识“道”以致“善为道”。“道”是可知的，人是能动的，人与道、天、地同为大，因此，人完全可以“为学”以知“道”。“绝学无忧”所绝之“学”有其特定内容，而不是“为学”活动本身，相反，“绝学”以“为无为，则无不治”正是“为学”所得出的结论。     

内江式“维稳”的二难推理

有海外华人回到国内，在某市发现“新生事物”一“维稳办”与“维稳中心”，便在他的博客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其一，何谓“维稳办”？此惑已经有人替他解了，“维稳办”就是“维护稳定”的办公室；其二，既然有了“维稳办”，何以还要“维稳中心”，此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此惑似乎依然未解。前些年，不少政府职能部门都有与其职能相关的“中心”，类似“二政府”，靠着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去“创收”。“维稳办”既是政府的临时机构，“维稳中心”很可能就是他们“创收”的“中心”。这也只是“可能”，如今搞了“阳光工资”，按理是不能再用任何名目去“创收”的。     

浅谈通讯员培训工作的创新

重视通讯员培训不过时 有人说，如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提法已经不合时宜，倡导“能人办报”、“专家办报”和“学者办报”才是“与时俱进”，现在是“名编辑”、“名记者”时代，党报重视通联工作的传统过时了，因此，对办报来说，通讯员已是可有可无。     

“天人合一”：传统与现代之辨

“天人合一”在古代与当代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天人观上，传统的“天人合一”或者突出天道，即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或者突出人道，即“人定胜天”式的主体力量的张扬，而现代的“天人合一”核心思想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与“人”的理解上，传统“天人合一”强调“老天”、“神灵”，强调“帝王”、“圣人”等个别人，而现代“天人合一”认为“天”即自然界，“人”即类、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在“合”的功能上，传统“天人合一”是一种简单、素朴的消极和合，而现代“天人合一”则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内涵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继承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批判性继承与划时代探析发展而来。厘清“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伦理学研究与和谐社会构建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沙尘暴的沙源及路径

封建时代，凡是皇帝的指示和命令，都被称作“圣旨”。“圣”指皇帝，“旨”即旨意，“圣旨”就是皇帝的旨意。在具体应用和形成文字时，分为“制”、“诏”、“敕”、“谕”、“诰命”、“敕命”等种类，有着严格的区别．不可随便相互取代．     

试论中国行政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层制

在早些时候，许多学者对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译成“官僚制”，但是通常人们对“官僚制”会产生误解，把“官僚制”等同于“官僚主义”，比如一提到“官僚制”，就会把它与“低效率”、“专制”等同起来，把它作为“低效率”的代名词，也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