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理论解释——兼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

农村基层权力监督体系建构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和学术命题。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要素，即制度约束、外部监督、民主参与、权力制衡和协同治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作为基层公权力运行与监督模式的典型，在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中具备并加强了这五个方面的要素。浙江省作为基层公权力监督改革的试点省份，正在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数字化转型克服了线下运作中的制度缺乏刚性、信息不对称等弊端，提升了制度运行刚性、外部控权力度、民主参与效能、权力制衡韧性和权力监督合力，从而提升了监督效能。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也要管好村级干部的小微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村级干部的权力可称为小微权力。“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的意思是村级干部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务员，根据村民自治法的规定，经过民主选举，村级干部手中是有一定权力的。这种看似最基层的小微权力，但对同一村的村民来说，这种权力有时也是很大的，和村民利益息息相关，决定了一个村的发展方向。有的村级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用辛勤劳动换来全体村民的幸福生活；有的村级干部却利用村民自治赋予的权力，弄权营私，成为侵吞集体利益的蛀虫。     

村级文书制度: 城中村治理的制度创新

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城中村因征用土地、分配财富等引发生了一些社会治理问题.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村民自治与基层党建结合起来,使村民受益、村庄相对稳定,并服务于城市全局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厦门市海沧区通过实行村级文书制度,促进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机统一,改善了村两委关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村级良性治理.     

推行村级“权力清单” 让村权“晒太阳”——淄博市淄川区推进村级规范化建设侧记

<正>今年以来,淄博市淄川区结合区域实际,以市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昆仑镇为试点,结合村级治理工作的现状,以规范村官权力事项和村级权力运行为重点,以"明确村官权力—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控制"为主要内容,探索推行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村级规范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坚持村民自治人人争当权力监督员"在全区实施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意义重大,有利于把村级权力关在笼子里,促进广大‘两委’廉洁奉公。"淄川区区委书记杨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小支点撬动大治理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郯城实践与思考

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净化乡村政治生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山东省郯城县坚持从"小"处着眼、从"微"处着手,以加强村级"小微权力"监督为重点,以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为核心,以优化服务群众机制为落脚点,着力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创新,在监督完善村级"小微权力"工作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郯城实践""郯城方法".     

中国村级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村民自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是农民的首创,也是历史的选择,并最终以正式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了。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为农村未来30年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即村庄公共权力机构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依据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要求做出公共决策,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协     

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层运行逻辑: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一个由若干制度要素有机整合而成的制度系统。在县一级,权力清单制度统摄着动态调适的清单内容、控权导向的行政程序、内外互补的督促机制和府际协同的制度体系等若干运行结构。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结构是运行机制嵌入静态制度结构的产物,在县级治理中主要发挥着边界性、服务性、合作性和公民导向性的功能。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运行要以权责一体的制度文本为配权依据,以多元合作的实施网络为用权载体,以"以民众为中心"的运行规则为督权保障,进而实现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的实践与思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为进一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大力推进"关权入笼"向村社一级延伸,郫都区试点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积极探索提升村级治理法制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村级民主建设的问题透视与对策研究

我国村级民主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一条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核心的道路，促进了村级民主建设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受到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影响，村级民主建设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我们要通过完善有关法制、积极进行体制创新、健全村级民主监督体系等加快和推进村级民主建设。     

新形势下村级党组织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选择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的阶层分化使村级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村级党组织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改进领导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拓宽选人渠道、建立健全两委协作共事机制、发展集体经济等方面加以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

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村级集体经济问题时较多地聚焦于其功能和目的、历史与现实、发展原则和要求,而较少关注到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不同村庄所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基于"项目嵌入-公众参与"的二维分析框架和浙北J市S镇的田野调查发现:新时期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出现了由依赖纵向国家项目嵌入向组织和激活横向社会网络转变的新趋势,其发展形式呈现出政社耦合型、社会嵌入型、政治嵌入型和双重脱嵌型四种理论类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类型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其在村庄治理实践中发挥的分配、互惠、悬浮、兜底保障等不同功能,以及国家治理机制上的分殊。此外,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内外限制性条件。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反全球化

社会主义进程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可贵的机遇和条件,社会主义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反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也有某些相容之处,它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复兴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外在环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要把握二者的有利、有益因素为己所用。     

论儒道思想及其异同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从“性即心而显诸情”的角度理解人或人性,以“仁性”的实现为前提达成整体性的人格智慧,通过“生命实现之证成”的道德进路,实现和证立其超道德的形上本体。道家亦从人本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论“道”。就人文说,道乃即“有名”而见其“无名”之本真;就主体说,人乃在其作分别之状态中“观”道的无分别之“妙”。道家的道论,强调的是在人的修为澄汰之体证中道的全体绽出和澄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为学进路的差异上,而其形上境界本无不同。历史上的儒道同源说是有根据的。     

文化传承创新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大学生思想现状等来看,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需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文化传承创新：一是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内涵和底蕴,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二是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创新,以文化教育为载体,做到政治性与文化性兼具;三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自我教育双赢。     

消灭与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和无神论的态度

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者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的功能表现在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和无神论都应当抱一种扬弃、而不是消灭的态度。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又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