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的法律建构

我国仍未建立起完善的婴幼儿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表现为立法不完善、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分段监管的弊端未彻底纠正等。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文章指出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兼顾科学性和民主性,以此为原则,逐步建立健全现行立法、建立多元化的评估机制、划拨风险防范专项资金、构建以常态化项目为主的监测机制。     

风险社会中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二者存在着内生关联性.处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堪忧,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我国政府管制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存在着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的偏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置的不合理、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效力的不足以及食品安全监管评估的欠缺等问题.因此,未来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应从面临的困境出发,在批判反思现有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多元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多维度特征

食品安全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但权利无法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仍处于矛盾多发、风险高发期,食品安全基本有保障,但存在的问题不容乐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食品安全涉及科学技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多个方面,从物质、意识、制度维度把握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的风险特征,有助于精准施策,真正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法中风险预防原则适用的完善

风险预防原则源于20世纪的德国环境法,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逐渐被引入食品安全领域。风险预防原则是一项以科学的不确定性为前提的适用规则,其模糊性往往导致了原则的滥用,造成其他替代性的风险。因此,风险预防原则需要从风险评估的科学性、风险管理的比例性、风险预防的透明性以及举证责任倒置的有限性四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与完善,以保障风险预防原则在食品安全法中的良性适用。     

共筑防线

构筑预防机制 多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每次食品安全危机爆发后，执法部门总是忙于围追堵截，但这种事后整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而普遍的共识是，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由“救火”转向“防火”，将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中。正因此，食品安全法修法的一大基调是更加突出预防为主、风险防范。修法草案为此完善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安全标准等基础性制度，增设了风险分级管理等重点机制。     

新形势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阶段划分及其机制探讨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可划分为风险评估阶段、风险常态管理阶段、风险应急管理阶段。立足现有情况,建议前者以专家委员会为中心,采取分组讨论、综合决议的网状交流;中者围绕多中心,展开缩小交流、主动多次的网状交流;后者以应急工作组为中心,采取扩大交流、及时控制的树状交流。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应坚持普遍性原则与特殊性原则相结合,分阶段分别由专家委员会、市场监管部门以及二者共同实施监管。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过程中,应确保主体参与,明确主体作用;创新交流方式,完善双向交流;遵守相应原则,严格交流监管。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动力机制探究

食品安全因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而一直备受关注。虽然我国的食品安全法2015年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这并未消除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在制度层面,单纯的自力救济和滞后的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遏制食品安全问题的现实呼唤,还需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的群策共治优势。作为一种公共警示制度,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对于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要做到其客观、及时和准确,需要建立完善的预警平台,并健全的风险警示动力机制。     

风险社会中的阶层：涉及面、应对力与分担机制

在风险社会中,存在着普遍性风险与特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是社会所有阶层都面临的风险,特殊性风险是某些阶层所面临的风险。以财富的多少与权势的大小所决定的风险分配的不平等逻辑,决定着阶层对风险的认知水平、阶层的风险承受力、阶层的风险应对力以及阶层面对风险时的行为取向等方面。无论是普遍性风险,还是特殊性风险,都存在着风险层层转嫁的可能。风险转嫁的后果,促使普遍性风险进一步恶化,特殊性风险转化为普遍性风险,最终使逃避与转嫁风险成为不可能。因此,强化风险分担意识,培育社会下层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和健全以风险的预警机制、风险的应急机制、风险的强制分担机制、转嫁风险的惩罚机制等为内容的风险治理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食品安全犯罪风险刑法规制之反思

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研究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基本上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一种通行做法。但是，由于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所体现的风险并非贝克所指称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所以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能解释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频发的现状，风险刑法理论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研究应从风险刑法回归到传统刑法的道路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破解社会风险难题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于是形成了所谓的"社会风险难题"。中国的社会风险具有五个发展趋势,即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风险加剧、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与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风险显现、群体性事件风险上升、"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风险增大、转型期风险增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破解社会风险难题,实践措施为:社会发展"全面指数"定期预报、风险监测与决策的竞争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效果评价智库建设。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     

“风险政务”:国际状况与我国的建设方略

"风险政务"的提出源自于风险社会的国际背景和我国转型期综合风险膨胀的国情。在国际上,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已将"风险政务"纳入公共管理的日常工作并发挥了实际作用。我国政府在重点防范危机风险的同时,应加大重视政务活动中的常态风险,从战略、体制、机制、标准、手段、文化等方面着手,全面构建"风险政务"体系,推动实现政府善治。     

食品安全犯罪罪过形式探析——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面对风险社会中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作为法益保护重要工具的刑法,如何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是其自身的重要使命。但从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现状来看,由于其对此类犯罪所规定的罪过形式过于狭窄,导致无法有效防控。因此,应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整合立法资源,实现自我完善。     

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的思考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已远远超越人们对维持生命基本物质需要这样的简单层次,但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尚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毒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因此,需要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建立食品安全监管的保障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立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推动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此促进我国食品安全事业的健康发展。     

风险视角下的犯罪运行机制——一种对犯罪现象的新解读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为了更全面的研究犯罪现象,而不仅仅将犯罪研究拘于原因论当中,应在犯罪规律、犯罪演进、犯罪趋势等已有犯罪现象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对犯罪运行的研究再次解读犯罪现象。犯罪运行机制是犯罪如何存在于社会、作用于社会并与社会进行互动的规律性与非规律性同在的运作形态,在犯罪生成状态与最终状态之中承载着过渡功能。风险视野下的犯罪运行具有其特殊的主体构造,来自内部与外部的运行动力,运行动力系统具有风险变量、表层与深层的运行模式,以及犯罪延续、犯罪异化、犯罪循环、犯罪消灭等四种最终状态。犯罪运行机制的研究转换了犯罪学研究的原因论思维,扩宽了犯罪学的研究范畴。     

食品安全信息供给的政府义务及其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信息的有效供给,关系到社会对食品生产和消费的信息和对政府的信任,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信息的供给,已经成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食品安全信息特性的分析,认为政府应当承担食品安全信息供给的义务。因此,本文全面反思现行法律中我国食品安全信息供给中政府义务的缺陷,并提出矫正的对策。     

多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的食品安全究竟以哪一种方式进行监管最为合适,这一问题一直是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发现,"单部门"监管模式在中国不可行,食品安全监管的历史沿革和行政生态决定了我国应采取"多部门"监管的模式,它适合食品安全风险监控的客观需要,总体上利大于弊,存在正效益。     

小康社会视域下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以执政风险问题为例

在新世纪新时期，基于国内社会矛盾凸显的风险和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当代执政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执政环境的变化和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防范执政风险是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应当从争取与依靠群众、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四大方面着手。     

风险社会与刑法撤退

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问题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安全、制度的冲突与风险刑法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从责任主义、法益保护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法撤退的原因,既在于责任主义以及以法益保护为核心所构建的刑法体系的要求,又在于风险社会下除刑法之外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性。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实践与完善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地方政府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方面作了不同程度地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一制度在实践探索中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为了更好地推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需要探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思路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