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具有检察机关主导推进、以量刑从宽为处理结果、从宽结果惠及企业与责任人两方主体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面临偏离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与对企业合规整改的激励性不足的现实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以期望理论、系统理论为理性内核，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新发展，具有程序衔接、利益相称、预防导向的特殊功能定位，可以有效缓解上述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适用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无法覆盖的重罪案件以及合规不起诉阶段整改失败的案件。为充分释放企业合规在量刑从宽方面的效应，应对认罪认罚与合规整改分别评价，并将有效合规整改作为量刑从宽的标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进度，视不同的合规整改情况，给予涉案企业阶梯式的从宽利益。此外，检法合作是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的必要制度保障。     

合规视域下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法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然而，公职单位监察缺位、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缺乏专门性规定等问题，造成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混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对单位犯罪进行系统性分类，依据单位与自然人意志分离的归责理论，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责任分割及分案处理，厘清了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边界。为实现“监察全覆盖”目标，应将公职单位纳入监察对象。针对非系统性单位职务犯罪，宜单独确立单位行政级别与地域管辖相结合的立案管辖原则，并在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基础上与检察机关实现有效衔接，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监察调查程序，推动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完善。     

《企业合规建设》专题报道之二:宜从“行刑”衔接视角研究刑事合规

近年来,刑事合规成为显学,从事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等研究的学者,纷纷对刑事合规展开了系列研究。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启动了两次刑事合规不起诉试点改革,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方人民检察院均制定了实施细则,也作出了一些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代表性案例。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拟定了刑事合规监管人以及听证制度的初步方案,并将刑事合规运用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     

刑事合规的运行逻辑及本土化进路探析

传统的企业合规难以真正预防企业犯罪。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合规的高级形式，目的在于通过法律防控企业的刑事风险，即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激励企业主动避免颠覆性风险，自我预防犯罪。自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众多学者与实务界人士持续关注刑事合规的司法实践和立法探讨。作为一种预防导向鲜明且内含刑事法律基础性和规模性调适的全新法律规范体系，刑事合规需要依托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在遵循刑事合规本身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合规制度，真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提升中国企业合规软实力的和谐共赢。     

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中的功能与定位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刑事合规的中国化离不开国家机关有力的支持和引导。在将刑事合规引入我国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必然是建立刑事合规制度的主导力量,其自身的职能与刑事合规的目的共同决定了检察机关要在建立后的刑事合规制度中扮演多重角色、发挥多样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来激励企业实施合规计划,实现企业自身合规与国家刑事合规的成功衔接。因此,有必要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制度建设中的具体定位与功能,并厘清检察机关实现这些功能的必要法律前提和法律限制,为刑事合规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公正和效率维度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公正和效率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价值理念,也是检验一项诉讼制度运行实效的重要标尺。从实体公正维度看,刑事速裁程序在简化诉讼程序的同时,也增加了错误追诉的风险。从程序公正维度看,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被追诉人并未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和理性未得到有效保障。从诉讼效率维度看,刑事速裁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简易程序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的适用中,非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反而增加了一些办案流程,加重了司法人员的办案负担。对此,应当重新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准确理解其内涵,科学设计制度运行方式,完善律师参与机制。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与成本效益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刑事司法实体效益的有利保障。这一制度的建构应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必要的经费保障基础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应采取法律与司法解释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制度方面应采用专门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机制相结合的实效模式。     

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为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取得实际成效,有必要运用现代法治理念对逮捕程序进行改造。受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和解的轻罪案件,对加害人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应当从宽考量。刑事和解不捕制度具有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又易于实际操作,可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破口。     

重整性羞耻理论视阈下的刑事合规

整合了标签理论、紧张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的重整性羞耻理论是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理论基石，为企业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惯于给越轨的民营企业贴上犯罪罪人标签、施加烙印性羞耻，与预防企业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驰。检察机关利用刑法激励手段、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是倡导消除标签效应，以重整性羞耻将犯罪企业重新整合进社会的过程。重整性羞耻理论不仅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犯罪学解释路径，还能为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提供启示。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实现路径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本质,是司法机关依法对法人犯罪予以宽大处理,鼓励企业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要求的内部合规机制,从而防范和减少企业违法犯罪数量,消除犯罪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企业损失,增加社会利益.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刑事暂缓起诉制度实现了社会犯罪损失与预防犯罪成本最小化,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在实体法领域完善单位犯罪制度、在程序法领域构建暂缓起诉制度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