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各类编制资源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

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是新时代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首先分析了编制分类的内容构成、不同类型编制的管理权限、编制总量控制的政策约束,进而对编制分类管理的效应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分析。接着,追踪梳理当前地方统筹使用各类编制的最新探索和创新。在此基础上,从跨类别、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四个维度,提出编制统筹管理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治理中的“创城”机制初探

从功能定位上看,"创城"机制是"速成式"城市治理模式的集中体现。为在将来更好地契合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创城"机制需实现自我优化,包括树立"大创建"的城市创建新理念、构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创建新格局。     

OECD国家政府中的协调机构——实践概览与基本经验

关于议事协调机构的改革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一个新课题。在OECD国家的政府组织体系中。设置协调机构业已成为处理跨部门间协调事务的普遍组织手段。OECD国家政府组织体系中的协调机构，主要包括广义型协调机构、专项任务型协调机构、复合式协调机构、府际关系协调机构这四种类型。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协调机构一般数量较少、运作较为规范，这主要是源于它们政府横向间机构设置的“大部门体制”、政府纵向间职责配置的“职责异构”、机构的职责重心在于咨议、注重管理的制度化和程序性等因素。     

世界各国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的基本模式和经验归纳

切实解决与改善中国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目标,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于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性社会问题。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党法关系是中国法治的核心问题,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则是党法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从性质和定位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属于"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从外在特征上看,二者既有经济基础、阶级意志、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又有制定主体、表现形式、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和保障力量等方面的区别。从效力上看,党领导立法与法律优先原则辩证统一,党内法规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党规严于国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应当以宪法为统率,通过立法权限界分、立法规划、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等制度机制加以保障。     

大国治理中的领导小组:一项治理机制的演化与精化

领导小组是中国国家治理工具库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性机制。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领导小组机制的整体发展演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个体到体系"、"从体系到全面"三个主要阶段。在实际运作中,领导小组机制精化为模式化的组织架构、集成化的功能配置、协同化的机制组合等特质,并衍生出权力权威的非均衡聚集、资源投送的分化离散的双重效应。为更好地契合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领导小组机制需要在法治化、标准化、公开化等方面持续提升。在迈向一项成熟而定型的现代化治理机制的道路上,领导小组机制尤其需要逐步实现"名实相符",精准确定自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真正方位。     

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执政

科学发展观是关系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条件,科学发展观则需通过依法执政来实现,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过程也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对军队经费管理的法律思考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统一．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就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办事。军队财务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实现科学化的管理．真正做到保障有力．就必须加强军队经费管理的法制建设．实行依法理财。     

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研究路径的审视与转换

本文通过对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路径梳理与学理反思,以及对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及其政策实践的比较审视,印证了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路径有效性的缺失,以及对公共服务研究路径导向的价值体认。立足于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的重心发生位移这一逻辑基点,将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中的新型路径,实现其以服务增进公平的最大现实价值。     

“政策试验”解析:基本类型、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政策试验,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其基本类型包括立法试验、试验区与试点。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选择了一种要素整合模式,而政策试验就是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试验的领域和类型分别取决于体制的兼容能力和整合能力。在未来的改革时期,政策试验应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基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将会对充实政策过程理论体系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