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防止信仰缺失

近年来,政治信仰在我国党建中开始淡化。新时期为了防止党员的信仰缺失,重新诠释信仰与政党的关系,从信仰危机的视角来借鉴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通过对国共两党在信仰建设方面的对比,以历史为镜面,总结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继续推进信仰建设。     

相隔72年的两次文艺座谈会之比较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当前再次召开的文艺座谈会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二者在文艺工作的立场、文艺创作的方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建设的效应等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习近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两次文艺座谈会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度

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规律,必须着眼于质、量、度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就是要实现场域上的本土化、时间上的当代化、主体上的大众化,反映在量的方面表现为曲折的斗争态势、复合状结构体系、台阶式发展轨迹、继发型运行效果,并且在度上要遵循真理性、实践性、渐进性的科学原则。只有坚持质——量——度的三位一体,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航向。     

论知识精英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角色定位

知识精英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又不是万能的。长期以来,由于过分迷恋于政治情结、启蒙心态和终极关怀,使知识精英出现了严重的角色扭曲。新时期,知识精英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应在创建多元文化、维系和谐关系、促进机制创新等方面有所建树,力争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自身价值。     

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再探讨

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身份的专门规定,刑法理论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当身份与共同犯罪联系起来时显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对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问题,更是存在激烈争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犯罪,但由于无身份者的行为对于身份犯而言并不具有实行性,因而无身份者只可以构成身份犯之共犯,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论"三位一体"的党建思维模式

本文从思维模式入手,通过总结建党8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构建了“创新———开放———理性”三位一体的党建模型。其中,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党的建设的动力源泉;开放(包括面向世界和党务公开)为党的建设提供广阔空间;理性(把握三个着眼点)保证党的建设的科学航向。新时期,只有坚持创新(动力源泉)———开放(广阔空间)———理性(科学航向)三位一体的党建思维,大胆开拓,积极探索才能保证党的建设顺利驶向成功的彼岸。     

近代中国法治启蒙受阻原因探析

法治启蒙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脆弱的经济基础、腐朽的政治体制、落后的价值观念、恶劣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它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康有为警政思想探析

康有为是维新派代表人物，他的警政思想受日、英等国警察制度影响较大。他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出新军御外敌、巡捕靖内乱和军队入警时巡警、警官的任用需有较高综合素质等主张，推动了警政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以后的建警方略有借鉴意义，但因受到时代的局限，其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康有为的警政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