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究竟是何物?

开栏语随着全民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如同空气一般变得不可或缺。随之而来的除了信息搜索、沟通交流、资源共享、娱乐消遣等诸多方面的便捷外,还徒增了一些因传播碎片化、无序化裂变而造成某些人合法权益的受损,该现象被人们冠以“网络暴力”。2021年,本刊力邀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及星权律所的多名律师联合开设“星权看法”专栏。     

遭受网络暴力,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深陷网络暴力旋涡中的受害者,在面对一些网民的言语攻击时,往往束手无策.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迎击网络暴力,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从民事诉讼、行政处罚、刑事自诉三个维度来剖析网络暴力来袭时,不同的应对措施所带来的不同法律效果.     

国外征信机构运作模式的比较及借鉴

个人信用征信制度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建构我国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进程中,信用征信机构的运作模式直接关系着整个制度发展的成败得失。世界其他国家个人信用征信机构主要为公共征信系统与私营征信机构两种运作模式,在分析前述模式之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在目前运作模式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以政府为主导、并进行监管,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数据库为核心载体、以公司化的信用征信机构为重要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征信体系与制度。     

“我是我”,艺人自证身份的法律之困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在张国荣的歌声里,“我”就是这样的率性而为,就是这般与众不同,光彩夺目到无须证明.在现实生活中,“我是我”、“我妈是我妈”这样的证明却一度难倒无数英雄好汉,更被广大网友吐槽不休.     

主播直播带货,不能忽视的法律责任

在本期专栏中,笔者将从法律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人们所熟悉的直播带货行业,讨论关于直播带货中主播的责任问题及相应的合规管理问题.直播带货行业的现状及问题根据某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的行业规模已达到9600亿元,活跃主播数量40万人,观看人数超过500亿人次,直播电商用户达6亿名左右. 但不...     

如何让网络实名制更加完善?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加大了一些不法人员违法犯罪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实名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在推进网络实名制的过程中,要注意因网络实名制而触发的漏洞,导致权利人无法追责等问题.这是在网络环境治理及建设过程中,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李连杰名誉侵权案,否定之人无须举证

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打证据”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分配的最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大原则下,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任何人都无须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承担证明责任”.在名誉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究竟是如何分配的,原告与被告双方各自承担怎样的举证责任?笔者以李连杰诉北京某广告公司、北京某信息技术公司、宋某侵犯名誉权案为例,予以解读.     

是你?不是你?女星肖像维权战

目前,一些整形美容机构擅自使用明星肖像进行广告宣传的情况时有发生.针对此类侵权案件频繁发生的现状,越来越多被侵权的明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的方式向侵权方主张终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此类案件大都以被告败诉并承担侵权责任而告终.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整形美容机构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擅自使用明星肖像的做法上玩起了花样:将明星的肖像漫画、剪裁或剧照化,进行PS处理.笔者将之定义为非典型性侵权.本文所提及的两起案件,即属非典型性侵权案件.     

公众人物“轻伤害容忍义务”之法律边界——以伊能静名誉维权案为视角

当下,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众舆论监督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凸显.公众人物面对一定程度的负面评价,即使感觉受到一定伤害,也须容忍.笔者以伊能静诉天津某出版公司(《某某周刊》主办方)名誉权纠纷案为例,对“轻伤害容忍义务”展开详细阐述.     

明星诉转载方:何以彼之言,却成吾之责

近年来,在信息传播的形态上,以社交网络等为媒介的转载作为二次传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不容小觑.笔者及律师团队不仅代理多起明星维权案件,对明星的危机公关提供法律意见,而且还通过非诉讼的方式处理过多例基于转载而形成的侵权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