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     

“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县域官员二元评价体系研究

围绕影响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因素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绩效论”和“关系论”两种主要解释路径。这两种解释路径都存在偏颇。基于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县域治理存在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两种考评方式。目标管理具有周期性、流程化、数量化等特征,由于考核结果的均平化、失准化,使得该项制度难以真正发挥识别、选拔有能力的领导干部的功能。政治评价具有政治性、模糊性和个体性等特征,它体现了“以事评人”“依任务提拔人”的价值取向,契合党选拔干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共同构成了县域治理中的二元评价体系,与县域治理中的事务属性、干部结构和干部选拔要求相匹配,契合了中国治理体制和干部选拔培养的需求。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总体性扶贫模式的优势、局限及其破解路径

总体性扶贫是扶贫主体从生产、生活、家庭和福利等方面为贫困农民提供全方位保障的一种扶贫模式。它改变了以往输血式扶贫导向,增强了为贫困户造血的功能,契合了贫困户家庭生产周期和家庭发展需求,既可维系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又可保持农村社区的活力,避免村庄的凋敝和空心化,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性扶贫也面临诸多瓶颈,可从强化扶贫企业社会责任、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加强扶贫企业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总体性扶贫模式。     

中农阶层兴起与农村党建社会基础的变化

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党建社会基础发生了多次变化。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党建工作主要倚重贫农阶层,其对党员的考核以政治标准为主。改革开放后,农村党建工作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农村经济精英,依靠"富农"群体,经济因素在党建工作中的角色与地位日益凸显。近十多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和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中农阶层,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农村党建社会基础经历从贫农——富农——中农的变化,既应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使命相适应,同时也要和农村在我国现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当的功能关联起来。当前农村党建工作应该以社会标准为主,将中农群体更多地吸纳进入党内,以促进和维系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再造中间层: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从传统时期到税费改革之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宗族和乡村基层政权作为中间层的间接治理模式。税改后,以保障个体权利为核心、强化基层代理人监控为目的、将国家权力直接对接农户作为组织机制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基层政权的角色与行为,削弱了基层政权治理能力,造成了中间层的缺失,给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     

县域末端治理的属性、困境及其破解之道——从条块关系的视角切入

在县域治理体系中,一些部门处于治理链条末端的位置,承担“灭火”职责。尽管这些部门本身并不弱势,但其末端处境使它们承受着更大的责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兜底部门”。县域末端治理的困境与条块分割的体制密切相关。在条块体制下,某些部门的正式权力地位提升,却无法解决部门协调和条块分割的难题,需要依托党委政府的权威出面统筹。末端治理的困境也展现出科层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复杂性。如何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加强条块整合,使体制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仍然任重道远。     

税改后农村治理危机酝酿新一轮政治合法性困境

"农村真危险"的时刻可能才刚刚开始,"底层的动荡"也许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唯有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才得以从容应对之。     

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其原因探析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既是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要全面解决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我们必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并为其参与活动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从而提高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力量,最终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