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剑扛鼎力作--《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出版座谈会侧记

上海中山学社社员、《世纪》杂志副主编沈飞德副编审撰写的《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以下简称《民国第一家》）一书于２００２年６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孙中山亲属与后裔最完备，也是最翔实的专著。为此，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２日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上海中山学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此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海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和学者，孙中山先生的后人等４０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议由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马克烈主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朱达人、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委项斯文、葛剑雄…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媒体与灾害治理——兼论国际案例

灾害治理正迈向人工智能新时代,人类智能、机器智能与人工智能是灾害信息处理的三个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媒体与灾害治理研究视角主要有"人工智能有效论""灾害响应新系统论""智能提取信息论""智能检查监控论""辅助决策支持论"等,这一理论模型分为技术、开源、分类、位置与数据等五个基本维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能自动从社交媒体大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同时能有效识别灾民、估计其实际位置及评估灾后讨论主题等。人工智能还可以有效处理偏远地区社交媒体灾害信息,同时具有准确解释离线社区灾害信息能力,为不同群体在偏远虚拟社区提供灾害学习和决策平台。虽然人工智能也可能具有关键字错误搜索、测试与评估等潜在风险,尤其可能忽视弱势群体,但毋庸置疑,它正促使灾害治理经历一系列创新活动,为其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     

1948年金融泄密案

1948年,国民党政府法币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溃边缘。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崩溃,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8月20日,上海各股票交易所前人头攒动,交易台前更是围得水泄不通,股民争先恐后地抛出股票。下午,上海股市全面崩盘,股票惨跌。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有的愁眉不展,有的顿足捶胸,有的号陶大哭,更有的破口大骂……人们显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

社会脆弱性存在着四种典型的定义:分别是"冲击论"、"风险论"、"社会关系呈现论"和"暴露论"等。同时,社会脆弱性范式有三个基本理论假设即(1)脆弱性是一种灾前既存的条件;(2)脆弱性是灾害调适与因应能力;(3)脆弱性是一个特定地点的灾害程度。这一范式还包括两个基本研究命题即"风险不平等"与"社会分化"命题。只有通过社会脆弱性分析才能真正确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才能真正了解灾害中不同群体应对灾害风险能力的差异,才能真正为防灾与减灾规划提供有针对性建议。     

集体情感表达机制的建构及其途径

对集体情感表达进行社会学研究,将集中回答三个基本问题集体情感表达是否必要?集体情感表达机制的理想类型是什么?集体情感表达机制如何建立?     

解放初期"顺政国"覆灭记

“顺政国”的覆灭 1950年8月6日,上海威海路384弄41号一个不大的院落里,香烟缭绕,诵音不绝。院门正上方挂着嵌有“遇仙堂”三个金字的横匾,在夕阳的余辉下,发出阴冷的光。200余名男女跪在蒲团上,等候一位微闭着双眼、端坐在正堂神龛前“圣人”的“神谕”。此君就是“遇仙堂”的堂主,他约摸40岁光景,长得瘴头鼠目,尖嘴猴腮。他睨眼扫视了跪在     

灾害集体行动的类型及柔性治理

从描述类型学的视角看,灾害集体行动可具体化为灾区内与灾区外、天灾与人祸、利他性与利己性、组织性与非组织性等基本类型。在对待灾害集体行动时,政府要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技术或其他单一手段的管理策略,代之以非结构式政策进行柔性治理,即从信任、公私协力、危机管理和社会公平等角度进行综合治理。在灾害治理过程中,政府必须排除人祸责任主体的说法,通过灾害信息的及时播报、正向解释以及专家诠释等方式影响民众的灾害情境定调取向,将灾害导向天灾而非政府的疏失。灾害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媒体和民间力量的监督来协调相互冲突的行动和目标,使自发性、利己性和非组织性的集体行动被整合成救灾和灾区复原的重要力量。     

重大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及类型化分析

面对繁琐复杂的灾害表层现象时,如何进一步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对话,这是未来灾害社会学研究重要的议题和努力方向.通过引入集体行动视角,将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具体化为“灾区内灾民集体行动”与“灾区外志愿者集体行动”两种类型.灾民的苦痛及重建的困境越大,对灾害的解读就越倾向“人祸”因素,并通过“搜索信息行动”、“定义情境行动”和“咎责行动”,引起大量的抗争性负向集体行动,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政治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政府应通过灾害信息的及时颁布、专家诠释等策略影响灾害情境定调取向,将灾害导向“天灾”而非政府的疏失.灾后资源缺乏并非负向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受灾风险偏高.灾害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对媒体和民间力量的监督以及公平性机制的建构,将灾害情境中的集体行动整合成救灾和灾后复原的正向行动而规避其负面风险.     

上海首例执法人员腐败案

上海解放初期第一起执法部门内部腐败案,陈毅市长亲自批示处理公安机关现场捉奸这是一条偏僻的小巷,几棵光秃秃的树,只有几户人家。这一天是1949年12月28日,时值寒冬,路上行人稀少,天渐渐暗了下来。突然,一个身穿草绿色制服模样的人闪进了小巷,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见无人之后便径直来到小     

数智赋能：智慧城市时代的应急管理

在“技术治国”的理念下,智慧城市已成为政府化解应急管理困境的战略选择。它满足了应急管理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发展需求,有利于形成智慧性、集成性与弹性的创新场景。智慧城市应急管理模型由“技术—平台—沟通—决策—过程”等五个维度构成,从理论上看,智慧城市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无疑是有益的探索,但还需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全球已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与传统平台相比,智慧城市平台结合了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是多种数字技术的集成与深化,它倒逼政府与民众进行合作,促进了“政府主导”向“应急共治”局面的转变。政府规划是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纳入应急管理变革的政策范畴与行动纲领之中。尽管智慧城市建设为应急管理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可能存在技术潜力、网络风险、个人隐私、弱势群体与社会风险等“悖论性”陷阱,管理者需要规避其陷阱,尽力挖掘其政策含义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