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官办慈善组织的互构式影响及其边界

官办慈善组织近年来在网络上的表现是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事实上,这一话题可以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学术脉络上找到链接,并且,由于互联网丰富的社会属性,能够有效扩展既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技术与组织互构的基点上,可以发现互联网与官办慈善组织的互构主要包含两点:一是互联网对于官办组织的改造与影响,主要表现在慈善生态、组织内部治理状况、公信力重建、制度建设等方面;二是官办组织对于互联网的吸收与选择,能够在社会化逻辑与垂直管理制度、开放性逻辑与专业化趋向、注意力逻辑与科层文化这三对互构机制中表现出来,同时,在互构发生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其作用边界。只有技术与组织相互作用并相互协助的时候,才能达成最好的效用,实现技术革命。这对认识当前官办慈善组织的变与不变大有益处,并有利于规划官办慈善组织在网络化时代的新发展。     

官办抑或民办:中国慈善事业在网络化时代的变局

围绕官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线索,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慈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官办"慈善"垄断与民间慈善消失阶段(1949~20世纪80年代末)、官办慈善主导与民间慈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11年)、官办慈善危机与民间(网络)慈善壮大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以后的慈善变局,是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历史纠葛在网络化时代的集中爆发,是机会建构的产物。通过雅安地震灾后官办与民办两种慈善组织的募捐行动对比,能够管窥这一变迁过程。面对线上新格局,中国慈善事业将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两种慈善组织的互动中,可以探索"三步走"的规划,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性路径。     

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探究

随着社会经济和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的全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再学习、再教育已经成为人才进行自我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因此本篇文章从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出发,对现阶段教育策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剖析,并提出优化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进而将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完善,为社会建设输送更多高质量人才。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技术向善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让技术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也让"技术向善"的呼声渐高。技术的横向扩散与纵向发展机制给"向善"的价值取向预留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技术应用又提供了实践上的新"田野"。疫情期间,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主体生动诠释了技术向善的不同路径:以政府为主体的技术应用,在致力于"精准"的道路上,正向"精细"努力,不仅要实现技术对人的准确度量,还要规避"技治主义"的弊端;以市场为主体的技术应用,正努力践行其社会责任,并在平衡自由与隐私、公益与利益的关系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以社会为主体的技术应用,是大众搭乘技术便车,实现互助的过程,但仍需在"互动者"与"被互动者"的拉锯之间做更多协调,以追求更大程度的普惠。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向善努力,是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次有益尝试,技术优化、组织变革与文化反思应共同发力,使技术向善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互联网公益的发展生态及其治理

互联网公益作为新兴的公益形式,是互联网+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公益随着技术进步发展迅猛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生态:一是在网络社会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公益组织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二是互联网公益领域的不规范操作频发,公益运作效果良莠不齐。这种生态状况与公益行动者的分散与聚合、技术使用的效度与限度、制度建设的道与术,这几对互构式机制密切相关。随着公益领域的技术支持愈发智能,公益组织的结构日益多样,亟需更具创新性的治理思路。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生产正向的互联网逻辑,促进公益行动者进一步共享技术红利,并在多方参与的形式下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将有利于推动互联网公益走向平衡的健康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