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侦查协作困境及其突破

侦查协作是侦查工作特有的一种形式,本为方便侦查工作在不同机关的开展,提升侦查工作效率。随着犯罪形式多样化、犯罪手段隐蔽化、非传统化等不利因素的逐渐增多,大数据战略背景下侦查协作开展出现信息交流壁垒、常态化运行的侦查协作机制缺失、低数据权限下侦查人员惰性思维以及数据分析技术欠缺等理论、技术、实务三个层面的困境。要实现侦查协作常态化、精准化、高效化,需要顺应大数据潮流,从革新侦查思维、审视侦查体制出发,打破数据壁垒,加快数据库及侦查协作运行机制的建设,进而加快实现我国侦查协作工作数据化、智能化,使其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成功突破自身发展瓶颈,释放侦查机关战斗力,提升公安工作效率。     

监察立法权运行逻辑及规范体系构建

2019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将监察法规制定权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了立法权、监察权的子权力——监察立法权。作为新生事物,监察立法权的基本内涵、运行逻辑、规范监督亟待阐明。对监察立法权概念的界定需要从行权主体、行权依据和行权结果三个角度来分析,对监察立法权授予之必要性需要从国家权力结构完善、法律体系健全、监察效能发挥三个视角来探讨。权力会产生恣意,因此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监察立法权规范体系以监督权力的运行。要形成以党的全面监督为引领、人大监督为主导、司法监督建议协同、社会公众参与兜底的自上而下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以推进权力的法治化、规范化运行。     

大数据视阈下犯罪人社会画像系统的构建

犯罪画像是侦查工作中确定犯罪人的方式之一。传统侦查工作中的犯罪画像是以案发现场为中心,以犯罪人心理特征、地理特征信息为基础,展开的犯罪人心理轨迹、行为轨迹分析。而大数据背景下,犯罪人实施犯罪活动的手段、方式较以前发生重大变化,非接触型、虚拟空间内犯罪增加,传统犯罪画像应对此类犯罪稍显不足。而数据思维理念下如何实现对犯罪人的画像分析,则必须对以往画像理论技术进行反思。探讨犯罪人社会画像,需要从形成基础及可行性出发,对大数据社会画像的概念进行界定,通过分析大数据画像的理论基础与信息基础,从犯罪人社会特征、心理特征以及个人特征三个角度,探讨大数据画像技术对犯罪人案前、案中、案后三个阶段行为举止的记录,最终利用犯罪人逃离轨迹信息、通讯信息、网络信息、涉案物品信息等四个方面确定犯罪人,以期在大数据背景下取得画像技术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