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了实话

年前那几天，隔壁王局长家很是热闹，三天两头有人来。来的人进进出出，也不见手里提什么东西，而且只坐一会儿便出来。可见如今风声紧，来拜年的人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大包小包往领导家送了。     

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的政协工作

2011年换届以来,利川市政协紧紧依靠市委的正确领导,在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围绕全市中心工作,遵循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立足本职,放眼全局,积极作为。一、倾情发展要务倾心工业发展。通过对利川市情和发展实际的深入分析,我们认识到利川的落后主要是工业的落后,利川的发展必须依靠工业的优先发展。只有工业的突破性发     

民生的追问

生活的焦虑 2013年,中国梦成了最流行的公共词汇,吃上放心食品、安全药品则是国人最朴素的中国梦,然而在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这样的梦想依然显得过于奢侈.从隐藏癌症杀手的镉大米,到老鼠肉制成的假羊肉;从"神农丹"种植的"毒生姜",到工业硫酸铜腌制的"毒皮蛋",再到滥用非法添加剂的"毒豆芽"……近年来持续威胁国 一7民生活的食品、药品危机,依然挥之不去. 这一年,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所展开的公共争议波澜四起,"挺转"、"反转"两派针锋相对的背后,是公益、私利和民权的复杂博弈,是消费者知情权的缺失,也是公共监管的滞后.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公安机关”

接处警是由公安机关主导,当事人、利益关联人、无利益关联人共同参与的一项警务活动,它最直观地体现着警察形象。从本质上讲,接处警是公安机关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这一公共服务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而产品质量是群众的必然要求,时代越发展,人民对它的要求越苛刻。当下的中国,公众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群体心态各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放与限

放权的历程 “较大的市”及其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中极富特色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国立法权不断变迁、日趋开放的缩影. 改革开放前,我国曾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除了民族自治地方外,立法权由全国人大集中掌握.然而,单一制的国家性质,幅员辽阔而又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塑造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以扭转法制供应不足的困境.1979年出台的地方组织法,正是在此背景下首次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并由1982年出台的新宪法进一步加以确认.这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历史性变革,由此揭开了一般地方立法的帷幕.     

商品房“五方验收”引发的思考

正一、"五方验收"在房市交易中的争议商品房预售具有很强的技术和法律政策方面专业性,购房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常常受到开发商预售行为的侵害。最近,一些地方房地产市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五方验收"交房条件,成为购房者与开发商纠纷的焦点。     

谁来执掌立法舵盘

以立法规划引领立法全局 强调人大的立法统筹,尤其是将立法规划写入立法法,被视为此次立法法修改的一大亮点.修法草案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通过每届任期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 作为一项富于中国特色的创造,立法规划始于1991年,其时,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制了人大历史上第一个立法规划,尽管因为在届中编制,时间跨度仅为一年半,却由此开启了人大立法规划的传统.此后,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均编制了当届五年立法规划,截至目前共编制了五个立法规划.     

司法改革:几多欢喜几多愁

英国17世纪思想家培根在名篇《论法律》中论述,“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一一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他还告诫司法者,“应该持重庄严,谨慎小心”,“不应被任何压力、诡辩、阴谋所左右”,要独立自主做出公平的裁判,因为“世间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了”!     

正义的守望

审判的季节 2013年,不断上演的正邪之战,高潮迭起的审判大戏,构成了解读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口. 这一年,从新疆巴楚、鄯善等地出现的暴力恐怖事件,到北京天安门发生恐怖袭击;从上海惊现持抢杀人案,到山西省委附近遭遇连环爆炸,震惊社会,牵动人心.挑衅公共安全的凶顽之徒遭到严惩的同时,国家反恐体制再次升级,开启了打击恐怖犯罪的新阶段. 这一年,频发的"校园性侵"案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怒,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手发布的相关意见,清晰表达了"最高限度保护"、 "最低限度容忍"的立场,师德沦丧的淫邪之徒纷纷被押上正义的审判台;这一年,云南大关县官员郭玉驰奸幼案偏轻的一审判决,引发舆论普遍质疑,检方果敢发起的抗诉行动,最终促成了案件的改判.     

’99经济体制改什么

一、三个改革到位1999年是关键 朱镕基总理在上任时提到的现代企业制度、金融体制和中央政府机构三个改革到位都是三年期限,1999年应是第二年,因而也是改革全面展开的关键一年,抓住1999年的工作,2000年达到到位目标就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