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若干问题解答

该文选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书,此书是比利时工人党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2003年第4期特刊,由比利时EPO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两位作者是罗尔夫.贝特霍尔德(RolfBerthold)和博杜安.德克思(BaudouimDekers)。罗尔夫.贝特霍尔德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1982—1990年)。博杜安.德克思现任比利时工人党总书记,撰写此书时任比利时工人党国际联系部主任。     

董事勤勉义务和遵守法律、公司章程的关系——从比较法的角度

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勤勉义务的内容偏向于遵守法律义务,没有考虑主观要件。这种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疏漏,董事等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应当包含玩忽职守的行为。即董事执行公司职务时玩忽职守,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超过经营范围所导致的结果,如果公司损失,该董事没有过失或故意,则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被代表的最大群体应是农民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占全国总人口近70%的广大农民,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稳定。然而,一些地方农村和农民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农民的实际收入逐年减少,广大农民不时受到诸多不平等政策的损害……在学习、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牢记:     

逆境奋进显风流——记包装实业总公司共产党员、总经理曾义峰

一个固定资产仅10多万元而亏损却高达20多万元的濒临倒闭的小企业,在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200多万元的包装实业总公司,不仅产值、利税一年一个新台阶,而且还多次被市、县评为“重合同守信誉企业”、“纳税先进单位”……难怪当地人说:威远县包装实业总公司能有今天,总经理曾义峰功不可没。 1984年,威远县经委劳动服务公司投资10多万元新建了一个电子配件厂,由于管理不善,一年多就     

日本国新泻大学法律学系的改革

<正> 新泻大学法律学系最初作为人文学系法律学专科于1965年创立。1975年增设了研究生院法律学研究科(硕士课程)。1977年改称法文学系法律学专科,1980年4月1日正式独立成为法律学系。 1980年参考了当时西德进行的法律学教学改革的经验,采取“大讲座制”。设置了公法(公法原论、宪法、行政法、自治体法、教育文化法)、民事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经济社会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国际法)、刑事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学原     

《五十年沧桑—孙平化访谈录》前言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值此,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由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森住和弘先生撰写的《五十年沧桑——孙平化访谈录》。这本书是作者1992年对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的采访实录。孙平化会长以50年中日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分,以翔实的史料和众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变迁。孙平化会长在书中说:“五十年前的战火,五十年来的沧桑,历史忠实地记载着一切,历史还告诉我们,也会告诉未来——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只有正视两国间的一切是与非,才有可能延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事业。”这本书是森住和弘先生对日中友好事业贡献的一个新实绩,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本刊特发表森住先生为本书写的前言,以飨读者。     

日本循环型社会立法

本文从日本循环型社会立法的起因、理念和立法体系的介绍着手,阐述了循环型社会立法的特点以及未来国际环保法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的经济动向和日本的作用

前言 近年来东南亚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同时仍然未能消除贫困,而面临着各种各样苦恼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就这些问题对东南亚的经济动向作一概观,并且考察日本的立场。 亚洲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居民达十九亿二千万人(一九七○年数字),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为一百二十五美元,仅为先进地区的百分之五点九。本文主要以东盟国家     

黄河

79年头一回看到黄河的画展是在上海虹口公园,那时他才15岁,展出了40幅画,是同他的父亲黄永厚联展的。在场听到一句评语,这叫大人小孩都没法生气:“儿子比老子好!”话是余白墅先生说的。上海人会看“苗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能塞人口么?过了几年,浙江美术学院学报用整页篇幅发表了黄河的毕业创作《女娲》,风格显得特异而闲散。女     

也谈对章永璘的伦理评价——与周文彬同志商榷

周文彬同志在《精神现象学的艺术画卷》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对章永璘与黄香久的评价不应停留在伦理主义,而应站在历史主义的高度(《探索与争鸣》86年第2期)。确实,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于对黄香久悲剧命运的同情,以章永璘对她的离弃不合伦理即对章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是“肤浅”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周文彬同志对以章永璘洋伦理行为的不合理性而否定其历史行为的合理性提出批评,是正确的。但周文彬同志自己则走向了另一偏向:以章永璘历史行为的合理性而否定其伦理行为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