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继明历时七载的诉讼路

在河南省永城市,农民高继明因打官司成了名人——1993年承包窑厂的他,从1994年发生纠纷被告上法庭至今,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诉讼路。随着岁月的更替和诉讼角色的转换,他先胜诉后败诉,败诉后又胜诉,最终他手中的判决、裁定竟达18份之多。而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原本红红火火的窑厂被这场官司折腾得七零八落,他和他的家人陷入极度的烦恼和困境中。陈集乡赵德业等人与顺和乡高继明签订承包窑厂协议。发生纠纷后,赵德业等人将高继明告上法庭.高继明先胜诉,后又败诉。1993年2月18日,永城县陈集乡赵德业等4人联办的轮窑厂与高继明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书,由高继明为砖窑供砖坯,并筹资自建新窑一座。但不到一年,联办窑厂的4人中有3人退出,并将窑厂转包给赵德业,赵先中经营。随之,二人与高继明发生纠纷。1994年12月6日,他们将高继明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经济损失3.2万元。诉讼中,高继明提起反诉。     

如何正确理解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

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我们在办案实践中,对刑法这一条文中的“明知”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凡是以营利为目的,为犯罪分子窝藏或者代为销售赃物的,都构成窝赃或销赃罪;也有的对“明知”二字单纯理解为:必须是犯罪分子亲自告诉窝藏、销赃者,或窝藏、销赃者亲眼看见犯罪分子用犯罪手段得来的赃款,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才为“明知”,除此之外都不能视为“明知”,     

《物权法（草案）》未解城乡分割之痛

物权法和合同法被称为支撑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如果没有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也就不会有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格尔木可持续发展

“九五”以来，格尔木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各项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2001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GDP)达22．13亿元，比1997年的10．15亿元增长118％；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6．17亿元，比1997年的12．56亿元增长108．4％；特别是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财政政策西部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国家重点工程“涩——宁——兰”输气管线、青钾100万吨项目和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开工建设，     

柬埔寨现代史略

第一章 走向完全独立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屈辱的临时协定:柬埔寨在日本占领末期发布独立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山玉成首相呼吁国民利用政治真空维持独立。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举行国民投票,取得人民的支持,而且声称不以承认独立作为前提则不同法国进行交涉。一星期后进驻金边的英法联军以对敌合作嫌疑将松俄坦首相带往西贡。法国鉴于前几个月爆发于西贡的越盟抗法教训,逮捕了反     

暴力革命的内涵应有三个层次

一、问题的提出暴力革命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每一个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不加思索地予以回答:“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因为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按照这一命题,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个范围内,应该是普遍地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具体样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应该是暴力革命.一般是相对于个别而言的,     

“人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

近些年来,有的人用哲学史作论据,证明“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他们说哲学即人学,这是全部西方哲学史发展的逻辑结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嵛的西方哲学史的终结点,因而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以其作为论据支撑“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根本站不住脚。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波谲云诡的视阈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概念产生、扩展和演变的历史,刻录着政治睿智与筹谋,蕴藏着科学深思与远虑,充溢着外交机智与通达,闪烁着媒体的敏锐与机灵,但同时也被注入了太多的傲慢与偏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事关国家和世界安全.科学、客观地审视和把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概念,时于维护国家和世界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缘于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与传统民事诉讼不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诉讼目的公益性、受案范围类型化、诉讼结果扩张性等特点。诉讼主体资格的界定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原告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诉讼前置程序的设定强化了保护公益及防止公益诉权滥用的目的;在消费公益诉讼的处理规则方面,对和解、调解、撤诉等方面的限制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而裁判效力的扩张又超越了传统既判力制度的规定,为确保维护公益提供了特别程序规则。     

公共数据共享如何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的案例分析

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海量数据和信息技术对城市治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为例进行分析,在中国场景下构建了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数据共享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运行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运行过程主要从公共数据平台建立（逻辑起点）、平台开放（中心步骤）、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最终目标）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在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过程中,各行为主体既要保证整体性思维又要实现协同性流程,从而实现从“管”到“治”的目标,达到从“没有不满意”到“满意”的效果。在作用机制层面,公共数据共享在促进达成“平衡机制”（关键难点）的过程中,通过“细分机制”（方式途径）的实现,完成“增能机制”（目标任务）,最终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层面,公共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赋能的力量,使人工操作与平台智能结合,让数字政府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这需要通过明确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利益边界,维护好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共享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从而为这一转型加速过程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