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帮助人们读懂改革的好书——评《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

《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惠主编，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作序，为广东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中之重”图书，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该书通过万里、李德生、于光远等20多位与会者的追忆及首次公开的原始记录和图片，揭开了当年中国命运抉择关头的历史细节、内情缘由和经年密团。全书40万字，珍贵历史图片30余幅。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58年8月上旬和10月中下旬．毛泽东曾两次就人民公社问题进行调查。这两次农村调查虽然相距的时间并不长．但调查所产生的结果却不一样。8月上旬的调查致使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10月中下旬调查则为人民公社化运动降了温。     

老区土改中的“周扒皮”问题

“周扒皮”与“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都曾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地主形象。前不久，有研究者对小说《高玉宝》中的地主“周扒皮”（本名周春富）的原型作了考证，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周春富与作家笔下的“周扒皮”大相径庭，此人不但没有半夜装过鸡叫，而且还是一个“厚道人”，     

伦理与法理：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二重性及其突出问题

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法制化和契约化趋势明显增强,在总体上呈现出伦理性与法理性并存交织的二重性特点,人际关系也日益暴露出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人际关系的＂泛经济化＂和＂泛主体化＂等不良倾向等,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1930年代初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毛泽东为何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和“右倾机会主义”？（上）

中央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后，一开始认为毛泽东“有才干”，但在随后不久的赣南会议上，却指责其为“狭隘经验论”。由于不赞成中共临时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长汀会议遭“缺席裁判”。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什么要提出『四个服从』?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强调:“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里,已经提出了“三个服从”。至于“四个服从”的完整提出,则是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警惕政府治理中的“虚假流量”

政府治理中的数目字管理在促进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改进政府绩效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虚假流量,从而扭曲信息,误导决策。虚假流量的产生很可能是技术因素造成的,可以从责任认定、考核指标设计、考核方式等方面改进数目字管理,根除虚假流量。     

通道会议与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

正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是中共中央在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遭遇重大损失后,召开的一次解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会议。尽管这次会议决定的改向贵州方向进军还只是战术转兵而不是战略转兵,但通道会议为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改变中央红军战略方针,决定由贵州腹地向黔北进军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这是毛泽东自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第一次出席中央会议并且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就为他重新复出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地位与作用、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运动等问题上,曾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形成了若干有争议性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史料选择的差异性,三是时代与认知的发展性,四是研究取向的多元性。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史研究得以深化的表现。本文旨在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几个争议问题作一简要的梳理与辨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问题置于历史发生的特定时空环境作出客观评价,力求还原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