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的基准时间:历史视角中的三次世界大战

基准时间是宏观历史过程中的临界点,标志着一连串的重大变革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基准时间具有九条标准,可以分为一等基准时间、二等基准时间和三等基准时间。20世纪的基准时间主要包括三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和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变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后的变革都要来得更为深远。将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置于两个世纪的视角中加以审视,可以突出现代性革命,这种视角能够观察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在正在展开的"全球性变革"这一大的主题下是否会相互联接、是如何相互联接的。20世纪国际政治的关键事件,都应该被视为19世纪"全球性变革"所引发的发展态势和挑战的后期结果。     

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     

一个印度人对中国式思维的认知

本文作者运用心理语言学模型,通过分析汉语和梵语所分别形塑的中印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文化的视角论证了中印虽然思维方式不同,但只要加深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相互包容和理解,就可以推进双方在多领域的协同合作。如果中印能够聪明地利用彼此的长处,中印和世界都会实现互利共赢。     

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该书《编者前言》中介绍说： 耶林的维也纳就职演说，有个颇为耸动的标题：《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这篇演说是他三篇维也纳演说中的第一篇，也是在他生前唯一没有出版的一篇。现在，借着1993年6月在那不勒斯举办耶林特展之机会，它终于在公开展览后，能够付印出版。它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版，并不是因为“法律之科学性”这个主题对耶林来讲不重要。正好相反!萨维尼曾经在所有人眼中     

当代中国城市中的犯罪忧虑——以对天津的调查为基础

关系代表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形式,应该被视为个人易受害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对天津市犯罪受害人的调查数据考察分析发现,社区中没有关系网络的居民与拥有广泛关系网络的居民相比,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犯罪恐惧心理。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著者在该书第六章“暂时的结语”中写道： “在本书的讨论中，我对中国法学在1978年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亦即我所谓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追究，对构成此一法学时代基本知识内容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逐一做出了分析和批判，而且还明确对其发展过程缺失对中国现实予以关注的现象（包括中国法学的‘都市化取向’）提出了根本的质疑。经由上述的努力，我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法制的发展，而只能致使西方法律／法制在中国的移植和拓展，实是因为它受到了一种源出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终于导致了我所谓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的结构性危机，或本文所谓的‘范失’危机。     

皇帝如何断案

“我们看古代法制，一定要一分为二，看到它在具体历史中的合理性，……皇帝定法、法自君出第一个积极影响就在于它能修正、补充正律规定的不足，填补已有成文法的漏洞。”“皇帝对法第二个积极影响是皇帝给古代法律提供了合法性来源，给予了法权威的终极解释。”“皇帝对法第三个积极影响是圣王贤君的模范守法会带动整个社会守法观念的巩固，从而大大降低犯罪率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专制总是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法的产生与存在始终是以皇帝的权力为归依的，这就使得大量的法律资源是为君主而耗费或服务于君主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存在‘权大于法’的问题，使得立法，尤其是司法断案带有某种随意性。”“再一个问题就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守法与毁法交替行进的怪圈”。“这本小册子，关注的视角是皇帝的司法。”“皇帝与法是历史上法制体系最精辟的概括，古代法制在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两者的关系。皇帝的断案是皇帝直接走上政法第一线，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发展，展示了治理国家的‘治道’，它给我们提供了值得记取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一位画家的红色人生--访周令钊先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周令钊先生,今年整整82岁了.在他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精典的作品--新中国的第一张海报《复活》、50年代末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风景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文革"后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深圳"锦绣中华"的总体设计……     

作为身份认同的全球正义: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动员

"认同政治"的不同表达方式,如同性恋者权利运动、本质主义运动、黑人争取尊严的运动等等,挑战了权利运动的传统范式。当前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由于强调文化、认同与情感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理解当代全球正义运动具有特殊的价值。当代全球正义运动的重要特点在于依赖互联网。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公共空间"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第二,允许"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在对全球正义运动的认同过程中能够起到招募与协调作用,同时也能够使之进一步社会化,从而对政府及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