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议题:从特定合法性资源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转换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合法性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却忽视了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尽管特定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功能,但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良性的国家治理的视角观察,特定合法性资源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单一性、再生产过程的断裂性以及刚性特征等。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由特定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向散布性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而且进行这种转换的条件也已成熟,这是因为: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弊端提供了直接动力,现代政党执政规律是其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化是其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已初步具备了模式转换的准备。     

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制度建设，非常看重制度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指出：“九十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     

新左派的选择性记忆与青年的历史意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当说,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甚至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例如,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结构僵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     

两条道路两种命运——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几点思考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此 ,理想的社会主义观便转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次大战后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欧亚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威望 ,震惊了世界 ,以至于当时不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 :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然易帜 ,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轰然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     

用“三张清单”实现“大道至简”

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将"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能否做到"放"与"管"的有机结合,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考验,是对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考验,是对政府机构设置合理与否的考验,是对政府职责体系合理与否的考验,更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创新意识、廉洁意识和服务意识的考验。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重要内容,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郝宇青为您解读。     

网络时代的微动员现象及其治理

互联网的技术特征释放了民间社会动员的可能性,微动员正成为网络时代中国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动员形式,微动员在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目标、动员议题、动员方式以及动员工具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传统社会动员差异甚大的结构性特征。微动员的影响具有流动性,它在破坏甚至颠覆网络空间秩序的同时,也可能重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它可以对政府公信力、国家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和挑战,也可以维护、巩固甚至强化这些既有的政治安排。因此,现阶段国家应重视这一现象。为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网络时代的微动员,国家至少应有针对性地加强规范、引导、整合、协调、服务五大治理能力建设。     

构建防治官场“大忽悠”长效机制

治理官场"大忽悠",最为根本的着力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党纪、政纪、法纪等教育培训,加强监督检查,加强对官场"忽悠"行为的问责和惩处力度,以保证治理官场"忽悠"现象的有效性。     

发挥社会组织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作用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态度和作为,然而,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来自社会领域的紧密配合.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紧密配合,就等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到最后服务型政府也将难以构建起来.在这里,我仅就社会组织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谈几点看法.     

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问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