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供给方式探析——以科技特派员制度为例

实现科技兴农不仅需要培养大量的农村实用人才,而且需要设定科学的体制机制,提高科技推广的效率。本文通过构建信息非对称下的博弈论模型,探讨了农村私人科技服务市场消失的原因,分析了科技特派员制度下股份合作、外部监督机制设计如何推动科技服务的效率提高,并分析了二者的交叉作用。文章在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农民的农技培训、外部监督职能向农业协会组织转移、构建政府支持下的私人科技服务市场等政策建议。     

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我国的实践历程与前景

本文立足我国各地政府20多年来的实践,对政府绩效评估活动中的公民参与进行系统回顾、评价与展望。第一部分通过相关理论的讨论,为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构建了一个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第二和第三部分通过历史回顾和比较,描述分析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公民角色和地位的演变。第四部分在现实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理想模式和重点努力方向。     

“公共服务”界说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界定"公共服务"的方式,揭示和分析了"公共服务"概念界定过程中存在的理论、路径和逻辑问题,主张超越西方经济学通过界定物品的特性理解公共服务特性的思维逻辑,以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为基础,运用公共管理的逻辑和视角思考问题,从多角度科学界定公共服务。     

多方合作与共赢:提高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能力之路

本文就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范围和特点进行了讨论,分析了目前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状况、问题及原因。本文认为,增加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仅靠政府财政供给,或者完全由农民承担,都是不现实的;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提高供给能力,达到共赢的目的。为此,需要明确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职责,完善合作供给机制,大力发展农村社区非营利组织,培养志愿者精神,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及相关的程序设计

本文以改革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程序为着力点,在对执行中存在的执行难和执行乱两大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确立以执行乱作为检察监督重点的前提下,提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遵循依法监督、事后监督、不干预法院正常执行活动、讲求效率等原则,明确了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民事执行裁判、执行实施行为、违法或不当行为以及对执行法官等进行全面监督的监督范围和对象,进而针对不同监督对象设计了抗诉和纠正意见两种基本的民事执行监督方式,最后提出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程序。     

搭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北京12312中关村软件园工作站自2007年9月成立以来，围绕企业需求，积极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日前，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与北京12312中关村软件园工作站共同举办了北京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研讨会，这是园区服务外包企业首次针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专门研讨会，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或制约或促进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此次研讨会为园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交流平台，也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打开了一个了解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知识产权状况的渠道。     

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

政府监管和法院诉讼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放松政府监管不仅意味着给社会更多的自主和公民更多的自由,还意味着以新的社会控制方式替代传统的社会监管方式,意味着强调法院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通过诉讼实现执法从而实施对社会的控制,是政府监管与法院诉讼两种社会控制方式的结合,这标志着政府执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取向。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在"官告民"机制中政府行使的诉权实际上就是政府对违法行为的指控权,这不仅意味着行政 司法的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的确立,意味着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结合,还意味着社会控制方式的重大变革。     

美国法上两种传闻定义的比较研究

传闻排除规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传闻的定义是其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证据法上存在着"陈述者中心"和"主张中心"两种不同的传闻定义。它们在历史形成过程、基本原理、对"暗示性"主张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两种传闻定义各有优劣,但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笔者认为"主张中心"的传闻定义更符合我国诉讼制度的要求。     

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在推进普法工作深入发展中，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坚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基本思路，着力提升全区人民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大力营造人人知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实效性和针对性显著提高，呈现出了全面活跃的良好局面。     

医疗纠纷证据保全制度研究

医疗纠纷处理中有关证据真实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证据保全是解决这一困境的较好办法。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病历资料和可疑医疗物品的证据保全,但存在法律定位不清、具体操作性差等缺陷。对于条例规定的病历资料和可疑医疗物品的封存和管理,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应属证据契约。当前我国证据保全制度在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长远来看有赖于我国证据保全制度在诉讼程序上的前移与适用范围的扩大,以及通过立法增强当事人的取证能力。在目前的法律体制下,只能通过引入第三方见证人和制作证据保全笔录来解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