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犯罪案件的社会机理和成本防控

犯罪现象与社会发展动态密不可分,涉税犯罪案件也不例外,甚至在经济犯罪领域,社会要素与犯罪行为的相互作用过程更为突出。涉税犯罪案件的社会机理是以“税务服从”为逻辑起点,以个体意识、制度构建、规范践行、当局形态为要素的公众模式。成本干预最优化的防控策略,是设法通过对上述四个社会要素的合理资源投入,达到降低税务管理成本,加大涉税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使之承受因为涉税犯罪活动而得不偿失的压力,最终达到抑制涉税犯罪活动的目的,其措施包括发挥媒体教化作用引导、构建税务与警务部门的轻微涉税违法案件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经济专业知识等。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肝组织中4种蟾蜍二烯内酯类化合物

目的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肝组织中蟾蜍二烯内酯的定量方法。方法 以OasisHLB固相萃取柱对样品进行提取,应用HPLC色谱法分离、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测定。结果该方法的回收率高于70％,线形范围在12ng/g-1200ng/g,经该方法测得华蟾毒它灵、蟾毒灵的最小检出量为O.4ng,华蟾毒精、脂蟾毒配基的最小检出量为0.5ng(S/N≥3)。结论该方法快速、灵敏、准确,可用于蟾酥中毒的法医学检验。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行政诉讼中的平等保护研究

在我国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 ,要解决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歧视”、“不公平对待”的问题 ,有效途径是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平等保护机制。行政诉讼的平等保护机制既包含公民平等保护请求权又包括法院的平等保护审查权。通过这一对互动的权利 (权力 )来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 ,保障受到行政权侵犯的公民权利受到平等保护的救济。     

辨认控制能力不等于刑事责任能力

《刑法》第18条规定的辨认、控制的对象是“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刑事责任。另外, 辨认、控制能力在刑法学体系中是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素加以论述的,它是在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之前 就必须查明的内容。而刑事责任能力是在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并确定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之后才需要查明 的内容。所以,不能将辨认、控制能力界定为刑事责任能力。否则,不但与刑法学的理论体系相矛盾,而 且与司法实践中的办案程序相矛盾,还难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说中新派的错误观点划清界限。     

女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劣势环境研究

环境对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影响深远,同男大学生相比,当代女大学生处在明显的劣势环境中。观念中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真正的男女平等并未在制度环境中得以实现,女大学生的就业发展机会及劳动报酬远低于男生等,所有这些,削弱了女大学生的发展基础,打击了女大学生追求成功的热情,限制了女大学生的发展。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为女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创造良好和谐的外部环境,是当前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山西劳动力资源、就业与失业人口现状及发展预测

劳动力资源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其变化特点和被利用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劳动力资源比重持续增长,就业增长率显著下降,失业率明显上升。预计2000年~2010年,劳动力供给和就业还将面临就业容量有限、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渠道狭窄、城镇化建设滞后等严峻挑战。2020年后,全省劳动力供需矛盾将有所缓解。     

基层法院“立案难”的困惑与对策调查研究——以×市县(区)基层法院为例

为减少执法不文明、执法不规范、司法不公正行为,提升政法机关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进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课题组就群众普遍关心的基层法院"立案难"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从而寻求破解"立案难"的有效工作机制和方法。     

在校女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

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市30多所高校大学生就其择业倾向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女大学生把工作稳定排在首位;首选的就业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大部分认为工作与所学专业要有一定关联;期望的月薪集中在2500~5000元之间,工作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低收入家庭选择找工作的比例高,高收入家庭选择准备出国的比例高;愿到基层就业的女大学生总体趋势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下降;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更看重第一份工作对自我成长的价值,而低收入家庭的相对看重先自食其力;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高,成绩排名靠后的选择找工作的比例高。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