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eindeaufsicht ein Spielball der (Partei-)Politik?

Für die politische Zusammensetzung der NÖ Landesregierung ist das Stärkeverhältnis der Parteien im NÖ Landtag maßgeblich. Ändern sich auf Grund des Ergebnisses einer Landtagswahl die Machtverhältnisse im Landtag, bedingt dies regelmäßig auch eine Änderung der Geschäftsordnung (Geschäftsverteilung) der Landesregierung. So geschehen nach der letzten Landtagswahl 2008. Nachstehend sollen die sich daraus ergebenden Probleme hinsichtlich der Gemeindeaufsicht einer näheren Betrachtung unterzogen werden.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进程中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又是一个全新的实践课题,逻辑地展开,精髓论、结合论构成其逻辑起点和线索,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逻辑反证。     

建国前后刘少奇利用和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建国前后,刘少奇科学地分析了非公有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看待非公有经济的剥削,提出了一系列利用和发展非公有经济的观点,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了当时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为今天我们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促使其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当代价值.     

东南亚地区形势:2012年

2012年东盟经济政治形势总的特点是稳定和发展。尽管面对不利的世界经济形势,东盟的经济前景仍然可以说是比较乐观的。在国际关系方面,美国奥巴马总统的新东南亚政策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东盟是否需要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作出选择,东盟将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新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发展研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加强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对当前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意义重大。推进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进程应结合双方合作现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着重从旅游国际大通道、旅游合作机制、旅游线路开发、旅游招商引资、旅游合作发展基金、旅游人力资源等方面加以推动。     

冯玉祥与韩国独立运动

冯玉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反帝爱国将军,对中国境内的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也给予了不少关注与支持。他在革命生涯早期就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建立了联系,在抗战时期又大力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及各党派的工作,还积极参与中韩文化协会和韩侨基督教会的活动,为韩国独立运动和中韩友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联东欧国家对外国法的适用

<正> 一在苏联、东欧各国法律制度中,当适用外国法律规范时,与国内法相比,外国法在一定程度上被不同对待。此如,国内法被直接适用,外国法则要求对冲突规范进行解释。适用外国法的结果可被公共政策的解释所排除。在国外法律规范内容不能确定的某些情况下,适用的法律能被知道和证明。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出发,外国法不能被平等对待。在司法程序的全过程中,即使法官通晓外国法的内容,并具有适用外国法的经验,同样会有许多麻烦,如最高法     

第十三讲 刑法学中几种重罪比较学上的解释论(续)

<正> 杀人罪侵犯人身权利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33条规定,过失杀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这两条的规定,杀人罪,是故意或过失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杀人罪的主体,必须是有责任能力的人。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罪的,应当负刑事责     

“合法”民事诉求何以变成刑事犯罪？ ——检视“二倍工资”的法治困境

近年来在部分个案中，有的劳动者故意拖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故意提交虚假签名的书面劳 动合同，继而通过公力救济向用人单位索取“二倍工资”，对此劳动仲裁、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分别给出民事 “合法”与刑事犯罪的两级评价，如此两重评价暗含着法治风险。作为《劳动合同法》创设的一项惩罚性赔偿， “二倍工资”系推行书面合同制度的一种手段，但“二倍工资”的“大前提”在语辞表述上模糊，司法实践对“二 倍工资”的归责与举证规则亦不明晰，且“二倍工资”不以劳动者遭受实际损害为前提，若劳动者对签约不配合， 用人单位的反制手段也较为有限，因此“二倍工资”的必要性与均衡性有待检视。研究认为，惩罚性赔偿兼具 奖励诉讼的功能，劳动领域有别于消费领域，并不适合奖励诉讼的价值导向，司法实践通常从主体层面防控劳 动者滥诉或恶意诉讼，但亦有不可取之处。未来可根据实际情况，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对“二倍工资”规则 进行删、修、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