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思想与和谐社会

“皇极”概念源出《尚书.洪范》,文本中具有按照公平和公正的要求建立普遍的社会和谐的含义。文章从梳理“皇极”概念出发,在历代注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中,着重分析了朱熹、陆九渊、叶适的观点,从中概括出两种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即专注于道德教化的观点和要求制度建设的观点。古代思想家对这两种观点各有所主,有其时代的条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两者不可偏废,尤其要注重制度建设,这也是今天加强古代事功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俄罗斯现行刑法的人权保障--以宪法和国际法为依据的人权价值取向及其规范表现

俄罗斯现行刑法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规范为依据 ,确立了优先保护人权的刑法价值取向 ,并通过规定合法性原则 ,构建遏制、处罚侵害人的权利和自由行为的刑法制度和规范 ,给予犯罪人人道待遇 ,以及将反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犯罪纳入国内立法 ,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法制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政府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管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尝试,对强化政府服务理念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由于绩效评估的复杂性及操作过程中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得这项工作在实施范围及实践效果方面尚不尽如人意。为此,需要通过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规范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以进一步提高政府绩效评估的实际效果。     

美国司法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从“罗伊案”说开去

美国的司法政治是司法与政治交互作用的产物。随着司法权的扩张,联邦最高法院突破"政治问题不审查"之传统,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政治争议;随着政党对峙的尖锐,政治力量乐于将棘手的政治争议交由司法裁断;藉此,司法政治演变为常态政治,司法判例成为经久不衰的政治争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罗伊案半个多世纪的争议,不仅客观地暴露了美国司法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充分地展示出司法政治在美国的作用方式和涵摄空间。     

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塑造和平、发展、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作为中国的重要盟友和日益重要的经贸伙伴,非洲大陆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也成为中国成就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最好证明.当前中国同苏丹关系及中国在达尔富尔危机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参与联合国和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充分展示了承担大国责任的决心与能力.中国围绕达尔富尔问题所做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也反映出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基本犯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之犯罪形态议——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沈家本的司法观

沈家本无疑是中华法系走向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他整理我国历代刑制,撷取近代西方法学先进理念,终将古老中国延续千年的律法带入近代。沈家本的司法观在清末改革过程中渐趋成熟,并在新律修订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其一,司法独立,司法权与行政权应相互分离;其二,法制统一,法律不应有厚薄之殊;其三,刑罚应以教化为要,刑罚轻缓、狱制文明;其四,尊重人权,废止人口买卖。     

不动产占有人在交易中的权益保护

在不动产一物数卖的多重买卖纠纷中,如何评价不动产占有的法律效力,保护不动产占有人的合法权益,在学理上尚缺乏系统的考察。这既囿于传统物权债权的二分财产权体系思维的困境,又陷于占有、登记法定二元公示方式的窠臼,导致法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常陷入法律适用的两难境地。实证考察当前我国不动产权属登记等现实状况,不动产登记制度仍存在缺乏公信力等问题。而考虑到司法实践已一定程度上认可不动产占有的法律效力,学理上应适度转变物权债权严格二分、占有登记严格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确认不动产占有所包含的实体权益。在实践中强调以相对人知悉为中心的信赖保护,辅之以善意要件证明程序来构建不动产交易秩序。     

论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及其意义

我国所特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而成立诽谤罪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中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净化网络环境、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企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种被忽略的效率性解释

在中国,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必然现实,是国家作为企业股东以及国企作为公共企业的本质使然。行政化治理虽然一直被视为有碍国企商业化,但亦有其"效率性"的一面,它有助于国企得到更多商业资源和商业利益。而且,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世界现象,差别只在于其目标以及内容、手段和方式的不同。由此,国企面对的关键问题,就不是如何脱离行政化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改进行政化的治理、进行何种行政化治理的问题,即如何跳出原有产权调控模式,从利润导向走向公共导向,提升治理的透明度,让国企为国家发展、为一般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中国一直追求将国企打造成独立的商事主体,追求国企营利目标的实现,这显然背离了作为公共企业的国企本质。应当撩开国企的商事面罩,重新回到公共企业以及公共企业法的改革道路上——以特别企业法而非商事公司法的方式调整国企的设立、运营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