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受理金融争议案件的筛选机制评析

在我国,部分金融法律争议案件因为司法政策的原因而不是基本法律的规定,没有机会进入到法院,或在进入法院的过程中被施加了某些限制。这一金融司法现象是与当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司法体制运行的某些特点紧密相关的,但这样的司法筛选机制也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     

“恶魔抽签”的赔偿与补偿——日本预防接种损害中的国家责任

对于合格疫苗导致的损害,有必要从公法上的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分析。预防接种行为本身的特殊性,是理解国家在此行为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前提因素。国家在预防接种行为中应承担多项注意义务,包括整体监管和具体实施两个方面。注意义务的违反可能导致国家赔偿责任;此外,即使国家不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况,根据结果责任,个人也可以获得国家补偿。日本预防接种的国家责任体系对于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回归民事诉讼法——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再改革

民事诉讼法授权法院依职权收集审理案件所需要的证据,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在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这一权力被极度缩小,使得我国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权力明显小于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发现真实达致实体公正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过分限缩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妨碍了实体公正的实现,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对以往的改革进行检讨,并通过适当扩大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在民事诉讼中建立科学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     

论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比较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规则是一种混合模式,证据规则也不例外。而这种混合模式融合了大陆法系证据采纳的宽泛规定和普通法系证据收集、出示和审查中的对抗制因素。这种混合模式有其特定的成因,而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这一混合模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比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财政监督与政府执行力——对《利马宣言》的扩展性解读

1977年,由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大会通过的《利马宣言》明确表述了财政的系统监督主张。在这一主旨下,本文考察了分权制衡的权力体制中立法机构、行政部门的财政监督职责,描述并分析了广东省进行的财政绩效预算改革,从中引申出行政性预算改革对于整个绩效预算具有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最后,回归《利马宣言》对财政进行系统监督的精神宗旨,申述了建构系统的财政监督机制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所具有的价值。     

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和前提条件。信息失真可能影响政策本身及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影响政策解释与政策分解、影响政策的准备与实施。客观环境的动态变化、政策执行主客体的主观偏好、语言障碍、认知差异等是引起政策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对此,本文建议通过建立完善的政策信息响应系统、创新组织架构、提高利益平衡度和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畅通的政策执行机制等方式,削减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负面影响。     

劳资和谐与政府职责

本文依据我国劳资纠纷的现状,提出纠纷解决有赖于政府的政策调控、立法规制和行政干预,需要构建以调解为主体、内部协商和外部解决为两翼的劳资纠纷解决体系。文章还具体指出,需要建立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的独立的调解机构,提高行政机关在调解中的公信力,完善由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和工会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新形势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思考

本文以我国加入WTO后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为背景,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政策制定、实施效果、制约因素和完善途径进行探讨。农业的弱质性和重要性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的两大主要根源。新形势下,农业补贴政策发挥增产增收的作用初步显现,但还存在着补贴结构不合理、补贴方式不合理、政策空间利用不充分、管理体制分散、制度和法律保障缺失等制约因素。要充分发挥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必须在WTO框架内有针对性地完善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以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政府应对网络空间的舆论危机及其治理

政府网络空间的舆论危机是网络社会中政府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和新课题,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充分发挥网络空间的优势和作用,为政府和公众之间对话与互信提供契机,从而科学地应对和处置危机,稀释危机风险,以在信息时代重塑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     

强县扩权背景下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研究

近年来,试点实行强县扩权的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权力扩张的同时,地方政府的治理思路和理论也出现了一些困惑。本文对这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措施,希望会对进一步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