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学论纲--全球化时代文明反思的学理呼唤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明的冲突与和解、转型与重建，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深层次的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因此，更需要建立综合性、反思性、前瞻性的明学来审视明的内在本质，统观明的历史演进，评判明的人性价值，引导明的发展方向。明学正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把握明命运的学理呼唤。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

本文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 ,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否定说与肯定说进行评介 ,认为在现代社会 ,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较动产有更多的依据。并通过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 ,认为法国、日本等未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实与其不动产登记的形式审查主义有关。我国乃实行实质审查主义 ,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在我国有其制度基础     

法治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兼与刘永艳教授商榷

法治本身不是过程,而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当然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可以是理念上的未来蓝图,也可以是现实中的制度范式和生活实践:而法治化或者说对法治的追求探索才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西方国家法治化的不同进路说明法治化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中国的法治化应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优先适用原则研究——兼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之属性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外部关系上体现优先适用原则,即船舶优先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碰撞以及船舶扣押制度等都不影响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优先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内部关系上体现优先适用原则,除并行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责任限制制度外,所有其他责任限制制度,要么受制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要么共享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限额,而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并行的责任限制制度,则互不影响,不存在优先适用的问题,即在同一事故中,可能并存独立的互不影响的几个责任限制的限额,如海事赔偿责任的限额、油污损害赔偿的限额、有毒有害物质赔偿限额.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相对于自身关系的相对人来说,其权利属性不是抗辩权,也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的特殊类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相对于自身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的相对人,其权利属性仍然是形成权的特殊类型,本文称之为"海事优位权".     

Motivations for Social Media Use: Associations with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and Body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 Adolescents are spending considerable time on social media, yet it is unclear whether motivations for social media use drive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media...     

大数据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大数据海量信息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大数据能为政府治理提供新的理念与手段,使政府治理朝着现代化目标不断前进。有效提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通过培育大数据决策思维、完善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以及构建决策信息反馈机制来提升政府公共决策能力;通过建立协同执行网络平台、构建政策执行监督反馈机制以及培养大数据技术应用人才来提升政府政策执行能力;通过数据资源分析群众、市场,有效需求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论古代彝族的宇宙论

本文认为广泛流传于贵州毕节地区的《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 ,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 ,系统地阐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本原、人类起源以及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识 ,因而它们可以看作是古代彝族宇宙论哲学的代表作。指出这些哲学典籍蕴含了自古以来彝汉文化交流的大量信息 ,彝汉文化都可能溯源于伏羲画卦 ,彝族宇宙论是源远流长的彝汉文化交流的一个具有多层民族文化信息的智慧之果 ,它最早萌芽于春秋末年 ,形成于明代后期 ,较之汉族宇宙论的形成要晚两千年左右。从这一角度讲 ,彝族宇宙论是汉族宇宙论的“流” ,而不是“源” ,然而它却具有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系统论认识方法的特点     

论我国陪审制度的坚持与完善

陪审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民主制度 ,有扩大司法民主、保障司法独立 ,促进司法廉洁 ,深化普法教育的功能 ,其利大于弊。我国应当坚持并不断完善陪审制度     

再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前提是在对商业秘密的合理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判断其构成要件。该罪的主体应是混合主体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 ;其直接客体是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权利 ,包括对商业秘密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保密权 ;其客观方面不必然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为成立犯罪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