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论苏南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苏南农村已发生了由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到农场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土地制度市场化又促发了农场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纳入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质变。土地制度市场化是我国农村土寺制度变革的方向。     

水牛原生殖细胞核移植的研究

以水牛原生殖细胞(PGCs)为核供体,成熟水牛卵母细胞为受体,采用电融合法和胞质内直接注核法对水牛PGCs的核移植进行了研究.从水牛胎儿的生殖嵴或生殖腺分离得到PGCs,在胎儿成纤维细胞饲养层上传代培养后,进行核移植.结果显示,当采用电融合法时,PGCs核移植的融合率、分裂率、囊胚率和总囊胚率均显著高于胎儿成纤维细胞(P＜0.05);当采用直接注核法进行核移植时,PGCs的核移植囊胚率显著高于胎儿成纤维细胞(P＜0.05),但分裂率差异不显著(P＞0.05).结果表明,水牛PGCs细胞是理想的核移植供体细胞.     

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失范是一个事实。改变这一状况要求我们寻求宪法第67条第3项以外的规范资源。全国人大可以保留基本法律的修改权,并且可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进行事后的合理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尊重先例的基础上有节制地行使基本法律的修改权。     

中国法院受理金融争议案件的筛选机制评析

在我国,部分金融法律争议案件因为司法政策的原因而不是基本法律的规定,没有机会进入到法院,或在进入法院的过程中被施加了某些限制。这一金融司法现象是与当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司法体制运行的某些特点紧密相关的,但这样的司法筛选机制也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     

论暴力拆迁的法律责任

从法律上讲,房屋暴力拆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违法,应当依法予以严惩。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认了暴力拆迁行为的法律责任。本文认为,对于暴力拆迁行为,应当按照宪法与法律的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等。要保障暴力拆迁行为法律责任的实现,有必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国家机关的不作为责任,明确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优先的权力。     

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机制中存在数额失控、市场竞争不能有效约束、董事会不能合理决定、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不挂钩等突出问题,由此引发了民众不满、学者批评和政府行动。因此,市场机制、公司自治和行政干预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存在的不足。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兼具公共性与私有性,应合理划分公权干预与公司自治空间,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高管薪酬长期激励机制,完善相关披露制度,相机选择法律控制模式。     

东亚区域气候合作浅析

东亚国家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气候变化区域合作中展现出巨大潜力。本文从东亚区域气候合作的理论建设入手,分析东亚区域气候合作的基础及困境,试图对东亚气候合作提出粗浅看法。     

迪拜与香港现代化比较

迪拜与香港均是世界著名的贸易、金融、旅游和物流中心,二者在战略地理位置、近现代史和发展现代化的历程等层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迪拜和香港的现代化进程都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们都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世界著名的港口;移民为它们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转口贸易都曾是其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目前服务业都是其经济构成中占比最高的部门。在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上,二者都有值得相互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论利益保障视域下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基于德国双层可持续参与制度的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制订中的法治化问题逐渐进入了我们行政法学研究的视野。由于城市规划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在规划制订程序中存在着公众参与制度广阔的适用空间,《城乡规划法》已经对城市规划制订中公众参与制度进行了比较原则的规定,但是各地政府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适用困境。我国应借鉴德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制度,确立以保障公众利益、防止公民权益受到过量损害为目标的制度,最终通过完善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具体制度,以期实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