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社区矫正实践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起始于2002年8月,上海是全国最早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地区。在我国,社区矫正是指将被依法判处或裁定的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放在社区,运用非监禁的方式,依靠社区力量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提到要"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在北京、上海、江苏全面推开,司法部确定的第一批、第二批试点单位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这项改革不仅在我国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在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和滥用制约机制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最终能够保障股东的权益。但是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面临着激励与滥用的矛盾,对该制度设计时既要激励其诉讼,又要防止股东滥用派生诉讼权利。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新公司法的规定,探讨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和滥用制约机制是有益的。     

论中西技侦措施法律规制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是合理的,有立法的必要性。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立法中就有许多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建国以来,我国也对技术侦查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法规,但都过于原则化不利于操作,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规制。     

无道之德: 黑色电影的艺术伦理

艺术与伦理的关系是历代美学聚讼已久的话题,这在黑色电影中显得尤为突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永无休止、坐而论道的争论,而得落实到具体作品中展开分析。如果说缺乏起码的游戏元素会损害作品的接受性,那么拥有必要的伦理性则是优秀作品的共同品质。黑色电影之所以“黑”,在于其主角行为处事往往显得离经叛“道”,但这类电影之所以也能产生一些脍炙人口的艺术杰作,则在于其有一种特殊的“德”性,满足了审美实践对于艺术伦理的基本诉求。     

对“依法治警”之探讨

依法治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行政法治原则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指警察权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行使。警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 ,而非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 ,应在治安行政领域适当分解其行政职能 ,贯彻司法控制原则 ,并保证警察权的独立行使 ;在刑事侦查领域 ,实行检警一体化和司法控制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为理论基础,以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社会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原则和理论指导。     

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优化

高校大学生是我国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志愿者主体身份、志愿服务组织运行和项目建设等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从而使得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组织者、运行机制、项目建设等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并造成服务体系的内部要素冲突。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资源税改革中的“绿色化”探索

我国现行资源税在立税基础、征税范围、课税依据、征税税额等方面存在"绿色化"程度低的问题。实现资源税"绿色化"道路的改革应考虑:资源税的立税基础必须体现资源企业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负外部性影响的补偿;在征税范围上应包括需要给予保护的资源;对资源税课税依据的设置应考虑到怎样促使其更好的发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功能;对于资源税税额的确定必须慎重。     

“罪无可赦 情有可原”——被害人过错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实践中,在一些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的刑事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被经常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和交通肇事等案件。在刑事司法中考虑被害人过错,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更加公平公正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审判实践对于被害人过错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很大,存有司法恣意的嫌疑。究其缘由,除了我国偏重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转变之外,主要还在于对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和困境,因此,探讨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和规范化很有必要。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