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军事行政救济制度的若干建议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国现阶段适应治军转型时期提出的具有时代洞察力的治军模式。军事行政权作为军事权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关键点。军事行政救济制度是军事权益实现的重要保障,能够有效地制衡军事行政权力的扩张,提高军事行政的法治意识、法治水平。我国现有军事行政救济制度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完善军事行政救济制度是实现军事行政权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依法治军的制度性前提。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国家追诉与法律监督关系新论

通过国家追诉与法律监督的概念、内容、特性的阐述,国家追诉和法律监督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国家追诉权与法律监督权必须由国家追诉机关兼行.     

侦查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探究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非常重要。检察权介入行政执法权的法律定位模糊,两者衔接的机制不完备,检察权内部配置不协调等问题导致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收效甚微。检察权中的侦查监督权能够延伸达到与行政执法权相衔接,在明确侦查监督权的法律定位后,完善外部衔接机制,协调内部权力配置,从而使共同打击犯罪效果明显提高。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这一中国政府体制重要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的政府间的纵向关系在结构性要素上具有权力较为集中的特点,在体制性要素上也有一系列独特性。这样的政府间纵向关系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建设服务型政府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使各级政府能够有效回应和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推进行政管理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保持与提升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优势并克服其不足。     

诉讼突袭:一个问题的初步展开

诉讼突袭与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诸多制度、规则密切相关,与辩论主义、处分原则、心证公开等交错联结,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展开将促使在微观层面深化对诉讼行为的研究以及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法官释名权的行使、诉讼促进义务等更为审慎的思考,最终为民事诉讼规则设置的完善和精细化提供理论上的阐释与支撑,乃至提供更为具体的思路方向与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问题研究

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包括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两个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主要由其发展模式决定。"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引发的社会问题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必须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注重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强调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和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转变经济结构,改革分配制度,完善社保体系和创新体制、机制来实现发展模式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根本转型。     

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调查与思考——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重要政治使命，对于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问卷、座谈和访谈调研的基础上，对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民族自治州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同、信仰、掌握情况和马克思主义被弱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对该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具体建议。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与规范

本文以近几年频发的“群体性表达事件”为切入点，提出其作为法制外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尴尬地位；进而以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为坐标，分别对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文本规定与其他国家有关集会游行示威规则进行分析比较；最后，本着务实与渐进的原则提出了重新审视并改进我国集会游行示威相关规则的建议。     

论法律中人之形象建构：幸福人

生活世界是以人和人的生活为中心的世界，生活世界的观念实质上是探讨优良和最幸福的生活的观念。作为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法律，通过法律中人之形象——“幸福人”的建构，可使法律的幸福价值彰显。“幸福人”的形象在法律上是一个总括性假设，是诸部门法的人之形象的诸多特性的集合呈现，宪政上的幸福是在否定性的宪政框架上，意欲通过立宪制度保障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宪法上的幸福规定的抽象性极具丰富的概括性内涵，具有广阔的权利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