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文化建设 打造“人文临桂”

临桂县着力打造＂人文临桂＂的重大战略,既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精神的重大举措,更是促进临桂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性选择。要实施这一战略,我们需要做好文化建设平台,加大对文化投入,深入发掘临桂的历史人文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与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五方面的工作。     

八议成制于汉论考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八议制度始于曹魏。但经深入挖掘、分析史料后可以发现:从周之八辟到汉之八议的名称变化,表明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汉代萌生;在两汉法律遗存中能够寻找到八议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司法活动中,八议也已成为断案议罪必须遵循的法律准据。以此可证,八议制度的确立时间当在汉代。     

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积极建构与消极解构,以及客观印证与主观心证的不同语词倾向。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强化疑点审查的"消极思维",以加强防错机制;将其既用为证明标准,也用作证明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以及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但根据不同情况,在实际把握上可以有所区别;在运用中应紧扣经验法则,并和"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结合运用;为便于适用,可作适当的语词性解释;应当以判例解释证明标准并推动其贯彻;能够通过展开心证形成过程等程序要求和证据法制度保障其成为有效的法规则。     

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绝大多数理论构造与我国所继受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只有权利外观说最适应我国的民法体系,也最符合我国的立法目的。依据该说,当事人间仅因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完全的物权变动。但在当事人进行移转登记之前,第三人由于信赖物权尚未变动的权利外观而从事了交易行为,法律保护此种信赖,承认第三人在登记后可以取得该物权。我国法律原则上仅保护善意第三人,总体上符合效率价值。但是参考比较法和法经济学,也应该承认一些例外:侵权人等完全无权利的人、继承人、连环交易中的前手或者后手、狭义的一般债权人和特定物债权人属于绝对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可以对抗之;破产债权人、扣押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等属于绝对不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不可以对抗之。     

外交构想力与软权力的形成

本文首次提出外交构想力这个新概念,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也分析外交构想得以产生的源泉。认为外交构想力是软权力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形成软权力的重要渠道。本文着重探讨了外交构想力与软权力形成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形成软权力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外交构想贡献于国际社会。     

中华法系学述论

中华法系学是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点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其发轫于20世纪初期;兴盛于20至40年代;曲折于50至70年代;复盛于80年代以后。     

“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

证据学关注事实的证明,而事实是一个多义概念。证据有抽象形态与具体形态,只能对具体形态的证据提出资格要求。证明一词具有他向性,证明的必要性是“他者”对待证事实不明。由于受到证据来源、证明方法等限制,事实证明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消除与证明资源的耗费成正比,因此在证明中应当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证实与证伪是证明的途径。推定与证明责任机制用以应对真伪不明。证明基本方法包括经验的方法、逻辑与非逻辑的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心证方法、解释学方法等。建立由基础证据学与部门证据学构成的“大证据学”体系,有利于深化法证据学等部门证据学的研究。     

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突破

在现代性背景下,中国教育因为过度的话语移植而使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并带来了实践过程中的迷惘。要有效克服这种困境,就必须重塑教育文化,建立独立自强的中国教育现代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