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虽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科专业的发展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缩影。因此,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其关键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那么,如何使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既能发挥高校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也能发挥它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本文从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入手,提出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进行指导思想和原则。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正要有公平正义才能有和谐稳定。社会建设的整体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而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创新,本质要求就是维护公平正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加强创新管理必须有以下几件事情要做。     

弘扬苏区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

苏区精神是指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主的整个苏区军民所具有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以及在苏区创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范行动和精神面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精神＂的本质特征是：＂求真务实、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它突出表现为：1.＂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2.＂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勤政为民的优良作风;3.＂自带干粮去办公＂——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弘扬苏区精神对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历史启示意义。     

司法道德教化功能的探析

近来一些严重冲击传统道德的司法裁决引起公众的普遍质疑。司法活动的示范作用引领着公众的道德价值取向。探讨司法的道德教化功能具有现实的意义。司法者适法裁决、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规范司法职业道德和正确选择司法政策是司法道德教化功能实现的主要途径。保持司法独立、提高司法者的法律素养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司法道德教化功能实现的保障。     

律师会见权的强化给反贪侦查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新《刑诉法》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主线,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为价值追求,对“辩护与代理”这章作了大幅修改。96年《刑诉法》在此章节仅有10条规定,新《刑诉法》则增加到16条,同时对原先的6条规定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律师会见权的强化。律师会见权作为辩护权基础和核心,是被追诉人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之一,与侦查权具有极强的正面冲突性,律师会见权的强化必然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对于反贪部门而言,在保证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利同时,如何利用契机积极应变,提升反贪侦查的业务水平,是亟需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于北京金融功能区建设的初步探索

本文对金融功能区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对西城区金融街和朝阳区CBD这两个金融功能区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着资源整合利用不够、规划指导不到位,主导产业不突出、政策支持不到位,产业配套设施不完善、金融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提出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整合首都优势资源、发展总部经济,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等建议。     

国外公共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取向,即新公共管理及其模式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跟踪研究。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经验的学习和借鉴,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式和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蒙古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走向分析

正长期以来,蒙古国一直较为重视并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一直是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和大图们倡议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者。东北亚次区域跨境经济合作需要蒙古国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我国积极推动的多条欧亚路桥通道均需通过蒙古国,因此我国参与和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也必须充分考虑蒙古国的相关战略与政策走向。     

更好地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正>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建设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在社会治理中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意味着在社会治理的诸方面和全过程中,都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强化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立法和制度建设是前提     

医责险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

采用仲裁模式处理矛盾突出又没有太多经济效益的医患纠纷初期,必须要有当地政府的参与并在财力上对仲裁机构予以支持,但长久如此既不利于仲裁模式处理医患纠纷的推广,也不利于仲裁的公正性及仲裁员回避制度的有效落实。如何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通过裁决纠纷本身获得合理的报酬维持运行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医患纠纷仲裁模式若能与正在推行的医疗损害责任保险制度进行有效的整合,可能是解决仲裁长期运转费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种审理与理赔模式的整合,实际上涉及到医患纠纷仲裁是否存在第三人、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的问题。本文以深圳市医患纠纷仲裁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