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比假尤难治

有人认为假和伪是一回事，不对。有时两者很相同，很相近，有时却区别很大!因此，治伪与治假（也称“打假”）尤难。     

仅仅一笑

仅仅为了一笑．能写出多少文章呢？虽然有人可能什么也写不出，连半句话也写不出，但有人却可能写出长长的文章，甚而能写出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这样的事，为数也不少。例如：     

在位者言

我本人绝不是什么“位高”人物,但有颇高名位的人物佯称“我也是小小老百姓”,而且故意用“自抑”来“自扬”时,我便挺着胸脯子说:“老子也是有名有位的人,而且货真价实!”直到逼得对方出言带刺儿地反问我“尊驾的级别属于哪一级”时,我才坦言:“教书匠,写作匠。”对方往往不再掩饰鄙夷之情,哂笑着说:“唔,我还以为老兄是‘在位者’呢……”由“尊驾”而“老兄”,无疑降了格。但我越发力争:“我怎么不是‘在位’者?我说我是教书匠、写作匠,你不以为然。倘若我说我是教授、作家呢?或是,我再膨胀一下,说我的弟子中有省长、市长、一大堆县长,我的读者中(包括与我久久通信的人)不乏显官要员,你有何想法?”     

亲民浅说

2005年的第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流泪了。泪为陕西铜川煤矿瓦斯爆炸遇难的矿工而流。从电视中看到了这样一个镜头:温家宝总理去慰问矿难家属,总理眼含热泪深情拥抱着矿难职工的孩子,当矿难者家属说到“感谢政府”时,温总理还表示愧疚。我体会,温总理的意思是:人民受了难,说明政府工作没有做好……温总理面对遇难家属流下了真诚的泪,对“感谢”二字有摇头式的表示,其中所蕴含的深意颇值得我们体会,但这一切又怎么能用“亲民”两字便可以简单概括。中国是提倡“亲民主义”最古老的国家。“四书”中的《大学》第一段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我们只需要那一点点——读史真谛

有的史学家本质上无非只是“史工”，即对史籍进行整理、抄录、复述的工匠，对这样的人，当然要尊重。他们无论是大学里的历史教授，还是小学、中学里的历史教师，虽然他们干的都是“照本宣科”之举，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假如人类历史上或人类社会中没有专干照本宣科的人，只让那些说胡话、说昏话、说蠢话、说废话的人以“万事通”自居，动辄便大耍一通“新新人类”的二百五式脾气，     

杂侃“诗魂”

如果我摘录同一个人的两首诗,若不说出作者的名字,即使打死你,你也不会猜出他是谁!我把这样的诗公布给你,你很可能会惊讶得目瞪口呆,并怀疑地说:“天!这样的诗会是他写的?怎么可能?”然而那样的诗,又恰恰是此人写的?他的诗不止这些,此处只抄录两首。     

有感于“为官三笔账”

从近期的《嘹望新闻周刊》读到了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在一次党政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各级领导干部应当仔细算好三笔账，始终坚持三原则。即：算好利益账，坚持正确的利益原则；算好法纪账，坚持法纪原则；算好良心账，坚持良知原则。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读后感触颇多，认为这是为官的基本之道。先说“利益账”。     

知识五“患者”

“知识爆炸”当年曾是个很流行的褒义词,针对的是由“文革”造成的愚昧无知现象。那时,中国确实到了无知的边沿。用之于“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那一点“知识炮弹”,也大多是纸弹、哑弹、死弹、假弹,只能吓人、欺人、砸人而已。用之于益世、益国、益民则毫无能量。因此,中国确实需要一场学习知识、引进知识、创造知识的活动。如果那样的知识形成了“知识爆炸”现象就更好,有利于炸一炸僵死的观念和贫困的经济。但后来,“炸”越来越成为一种惯性,一种趋时行为,甚而不理会“炸”的主要对象是什么,直而为炸而炸,以及用…     

"作"之三品九等

“作“虽然带有表现、表白、表演意味,不同于实实在在的“做”,但细辨起来,毕竟有品位之别。从高到低,可以依序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上品是作为、作美、作脸;中品为作雅、作秀、作价;下品为作态、作假、作弊。其中的下品,虽然很低,但毕竟还可以算作有“品”,属于“等内品”。余下的,就是“等外品”了,如作恶、作祟、作孽、作呕……我们提倡的当然是“作”的上品,即追求有作为;做事出言都有益于人、有益于世,能给他人、给事业作美;能为国家或民族作脸,强化国家地位、民族形象。但这样的要求较高,可以推崇但很难推广。因此,只是有一点此种意…     

下岗杂咏

平心而论无须惊,从来谁是岗上钉? 但有一能便立业,何傍大锅讨伶仃? 或官或民无世袭,时可为西时可东。梁山只因恋交椅,大秤分金终是空。闯王曾炫不纳粮,此歌其实唱不通。说来大锅早该破,岗钉人死业何兴? 虽然下岗理近真,细研有明也有昏。欲向下岗问人心,先问下岗是何人。最怕岗上肆取舍,下岗无官尽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