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砍多余无用的伪“美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美”这个词，还是做为一个学科的“美学”，都是犯忌的，甚而被禁用。好像用“文革”的大帽子一压，一切美都该死。于是，“美”与臭关、资产阶级臭习气成了同义词，关学也就成了剥削阶级思想甚而反动思想的代称。那时若问“什么最美”，大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劳动最关！劳动人民最美!”而那时说的劳动，主要指笨重的体力劳动；那时说的劳动人民，     

识患为大智之首

中国向来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依我看安乐一般是不会致死的,而且是正常人向往之事。只有不顾祸患的那种安乐或傻安乐才有可能致死,包括酒色过度,更包括去做种种坏事来取乐,也包括在名利场上将得意推向"乐极生悲"的地步。     

告别“吃国主义”

提到卖国主义,人们当然恨之咒之,但提到“吃闰主义”,人们往往不甚了解。诚然,十足的卖同主义者毕竟是少数,但不要忽略,“吃同”也能成为一种主义,而且足以吃掉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关键是真信一点什么

有一个贬义词叫做"迷信",意思是所信的某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偏要信得如痴若迷。有的还迷信始终,至死不易。对那样的迷信者,人们常报以嘲笑、鄙夷。我倒认为:迷信迷得既真挚又笃诚,虽然可能有愚昧感,但在精神品位上未必很低。打个比方,一个人信佛,信     

话说“价值启蒙”

时下依据价格去识物、评人、议事、定级别，被夸为“宝贝”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堪称“天下第一、举世无双”。然而，这些“宝贝”的实际价值呢，只有天知道。跪拜价格，不问价值，若成了世风，迟早会躲不掉这样那样的“风暴”。     

关注文化作品中的“反公安因素”

当作家的，当艺术家的，当理论家的．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被杀、被抢、被奸，这时候肯定首先想到向警察报案呼救。公安机关破案晚了些，效率不太高，心里往往老大不快，嘟嘟恢恢，乃至说些“当警察的干什么吃的”云云。其实细想起来，社会上的恶人恶事层出不穷，并掉一茬又出一茬，把警察系得日日不得闲，报警电话昼夜地响，追根溯源，我们的许多文化人都有责任。什么责任？答曰：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公安因素”。也就是说，你所宣杨的、渲染的、阐述的东西，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导恶”效应，帮助了恶人恶事的滋生和膨胀。例如作家写出的小说，…     

扪心自问看形象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今天来参加“三问”讨论，首先想到的是形象问题。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象问题。特别是社会导向式人物——党员干部的形象很重要，一旦败坏，就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眼下，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例如，某干部来到民间，老百姓第一联想就是猜此人一定住好几套房子，坐着很高级的轿车，家里有若干万元存款，打个电话就能捞到一笔又一笔的油水，说其不搞贪污腐败简直如闻神话。你说这样的形象可怕不可怕？又如，某个人申请入党，申请书上使用的语言自然是“庄严神圣”的。但用老百姓的话翻译起来，…     

指点三“家”文化

物质文化不必说了，大家都一个心眼地奔发财，各“家”都一起向财源涌去，分不出谁属于哪一‘凉”。说到精神文化，要想细细测览一下，区分一下，眼下似乎只有三“家”。这三“家”是：一、马列文化；二、中国传统文化；三、西方文化。在中国，眼下这三家的大体情况是：正处于相互串亲，相互联姻，彼此都不取斗争态势。好不好呢？当然好，总比当年大肆采伐、彻底专政的好，因为指导并非镇压。何况，我们看到的文化繁荣景观是有目共睹的，举目可见的：何苦一定要通过人为斗争，让世界再乱腾一下子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家串亲、联姻，一味亲…     

文化期刊的出路

眼下的文艺杂志、学术杂志（特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杂志）,不太景气的原因在哪里？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要想真正有效地想些办法,在外因上打主意不如在内因上查弊端。外因无疑是有的,例如社会性的趣味杠杆失衡———人们对精神趣味的关注逊于物质趣味。从搞文化的人来看,这种倾斜是不可爱的,但在实际上,这种倾斜自古皆然。于是剩下的问题也只能是:如何使精神文化显示出自己的应有能量,至少不至于沦为多余而无用。然而,眼下有些精神文化（特别是文化学术、学术研究）,恰恰有一点“多余而无用”。这毛病,必须从中国的文化期刊（特别是文学期…     

挣脱“符号压迫”

十来年前，我曾写了一篇小文《寻找老百姓》，大意是我们中国已经成了名片大国，有名片的人太多太多了!而且，名片上的内容绝不仅仅限于姓名、通讯地址、电话等等，往往要添加上各式头衔（如官衔、职衔、誉衔、虚衔之类）。这样的名片太多了，铺天盖地，这就会使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我们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人上人”，简直快要没有十足的普通老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