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员额制的结构改革新探

法官员额制从提出到实践的历程中,其改革结果已经发生变化,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职能权责不清晰和行政化的干预,导致法官员额在基层少,在市级以上法院较多,存在员额制与案件数量不对称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员额制改革应该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方面,根据不同层级法院职能定位来确定员额制结构和员额法官数量,依据不同案件类型、数量确定员额法官人数;另一方面,员额制改革的核心还在于逐步建立审判事务与行政事务的分离模式以及法官身份的认同和确认机制,并减少司法行政干预,尤其是上级法院的干预,实现员额制配置的结构优化.     

西方实质主义司法下的纠纷解决机理

西方实质主义司法的兴起,有其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它是司法客观性危机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实质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实现路径,其解决纠纷的机理在于利于社会心理的宣泄、和谐秩序的构建、利益冲突、心理诉求的平等关注、对弱者利益的关怀。     

司法执行转型：从强力到兼容

强力型司法执行面临着现实困境，表现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强制执行内容泛化，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并得到社会认同，兼容型司法执行应时而生。兼容型司法执行的理论依据在于诉讼契约、保障人权、降低成本、心理认同。文章从实证的视角，比较分析了两种不同执行模式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和执行法官的切身感受，提出了构建中国兼容型司法模式的进路，即调动本土资源，构建兼容型执行体系．发挥自动执行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硬化”强制执行技术，促进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发现。改进执行结案方式．鼓励执行和解．强化对执行标的额到位率的考核要求。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析

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调审分离:问题及路径——从南京法院的视角

调审分离工作有其必要性,主要是提供了独立的调解程序空间,利于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率。在调审分离的节点把握上,还应考虑符合审判规律,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尊重当事人意愿,利于提高法官的综合能力及业务水平。因此,调审分离应从考核上及分离机制上下功夫,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分段集约执行的实证考察与进路分析

分段执行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产物,推行该举措利于执行工作廉政建设,利于提高执行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利于执行工作的专业化队伍建设及执行工作的公信力。但分段执行在实施中面临责任不明、执行人员积极性不高、工作模式不清晰的问题。需要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制度规范,有序推进工作。各级法院领导要强力支持,做好分段集约执行流程节点管理工作,在实践中加强统一规范,细化流程管理,合理调配人才,改进奖惩机制,强化执行联动,使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模式能够实现质量、效率、效果的有机统一。     

分段集约执行的实证考察与进路分析

分段集约执行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产物,推行该举措利于执行工作廉政建设,利于提高执行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利于执行工作的专业化队伍建设,利于提高执行工作的公信力。但是在分段集约执行的实施中面临着责任不明、执行人员积极性不高、工作模式不清晰等问题。需要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制度规范,有序推进该项工作。各级法院领导要强力支持,做好分段集约执行流程节点管理工作,在实践中加强统一规范,细化流程管理,合理调配人才,改进奖惩机制,强化执行联动,使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模式能够实现质量、效率、效果的有机统一。     

审判公开的度量衡

审判公开作为一项制度已经确立，但作为一项制度实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审判公开的价值考量，不仅要尊重国际惯例．保护公民的公开、公正审判权，还应做好利益平衡，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我国应推进和完善审判公开：建立审判公开的救济程序；从诉讼成本与效率考量推进多层次审判公开，区别对待不同类型案件及当事人，明确审判公开的技术标准等。     

中西方纠纷解决机理探析

中西方在纠纷解决上存在着不同的机理，主要表现在纠纷解决观念、纠纷解决价值、纠纷解决模式、纠纷解决的文化特质等方面，通过对两种不同纠纷解决机理形成原因的对比分析，可以揭示中西方不同的纠纷解决机理。     

“诉调对接”的法文化探析

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在我国有其历史传统。它是熟人社会的要求．国家法与民间法契合的产物，无为而治思想引导的结果，也是诉讼成本高昂、调查取证困难、司法对秩序控制的必然结果，诉调对接传统对当代法治秩序构建有启发意义，表明法治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手段．解决纠纷必须关注文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是演变的结果，非刻意的主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