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国际大格局的十大变化——2006年国际形势浅析

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的基本框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单极与多极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的变化,在2006年表现得更为明显。未来世界格局中各种力量特别是大国地位必然会随着这种量的变化而改变。     

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北京市公民的政治价值观报告

就政治价值观的现代程度而言,北京市公民已经做好了接受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准备.而且,在北京市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明显的转型,即现代公民意识逐渐显现.在北京市公民的政治价值观中,传统与现代意识正在进行着一场交接,而现代的公民意识已经占据了上风.     

党校教学管理的创新实践

党校是培训轮训党政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为全面提高党政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发挥着其它学校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新任务要求党校要把提高应对新问题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题,增强做好教育培训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打造党校特色培训,切实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出应有的贡献.党校教学管理应结合现代培训理念在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文化交往全球化

随着经济交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相应地化交往和化多元化便成为各民族化发展的构成机制和条件,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成果必然引出化交往全球化的华彩乐章。21世纪．人类化交往的空间将更进一步扩大,速度也将空前加快,化交往全球化将成为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人类化交往历史悠久,化交往全球化则是人类化交往的必然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优化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宏观环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即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有关留守儿童的法律政策环境;人口迁移流动背景下留守儿童减量化措施所构成的制度和发展规划性环境;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解决背景下农村儿童工作特别是社区工作所构成的农村社区儿童工作环境;留守儿童问题及工作相关媒体宣传倡导所构成的传媒环境。针对上述4类环境及其优化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主义的解释学问题

在19世纪,除了浪漫主义的解释学外,还有历史主义的解释学。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结点是解释学循环。除此之外,二者的密切关系在其师承和道统方面。布克、德罗伊森和狄尔泰三人的思想代表了西方19世纪下半叶解释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突出与人文科学的联系,这是以历史意识的逐步确立为中介的,但是他们,尤其是德罗伊森和狄尔泰最终都没能摆脱历史的局限。     

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人类逐渐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以自然人为主体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行政体系而言,包括对传统政府的主体、行为模式、组织运作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政府可视为一种公共管理的智慧集合,在人工智能不断渗入的情况下,传统政府正在从单一的自然人的政务智慧集合逐渐演化为人机高度融合的泛政务智慧体系.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最终会形成人与人工智能密切融合的新的社会文明形态,而传统的行政体制也将形成新的人机高度融合的新形态.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海上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其涉及范围逐步向非洲大陆扩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最终确定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穿越非洲大陆。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必要借助"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非洲的机遇,在现有中非经贸、政治及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把中非关系扩展到海洋领域。鉴于非洲多国政局并不稳定、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其中来自海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等局面,在依托"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中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与非洲相关国家加强各领域特别是海上的安全合作,并争取其他域外大国的良性参与,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创建一个"中非海上安全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其他域外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非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及发展保驾护航。这样既能巩固和加强中非传统合作关系,推动其发展到新的层次,更好地保护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也能避免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走向"零和博弈"。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