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高度集权模式的起源

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实践中常受争议,与公共财政理论和法治理念也构成某些根本冲突。但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一个固有的传统。本文对这种普遍认识提出质疑。首先,税收立法权集中仅开始于1977年,之前该体制并没有形成。其次,该体制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强化,而这恰恰是财政分权的黄金时代,税收立法权的分布和当时流行的财政分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本文说明,这一反差不能以法律在这一时代缺乏重要性作为解释:为了有协调一致的税收规则供各方遵守、给予这些规则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并确保公众知悉这些规则,"依法治税"必然地成为了税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中国税收立法高度集权具有历史偶然性,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解释。     

日本舆论监督的法律边界

舆论监督是世界各国宪法普遍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日本法院在舆论监督的两大法律限制——事前限制与国家秘密,从原则上确认了表达自由和新闻监督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北方杂志》事件”和“家永教科书”等具体判例中,仍然采取相当谨慎的立场,政府在限制新闻出版过程中可以依据相当宽泛的公共利益行使自由裁量。     

试论中国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修辞意蕴及其演进

源于司法实践需要的中国古代司法裁判文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不同的修辞意蕴,自唐代之后,体现在司法裁判文书中的修辞技巧并不仅仅是制判者体现自己文章水平的文体性修辞手法,而且也存在着以强化判词受众接受和自觉服从为目的的说理性修辞。而且自南宋以来,这种说理性的修辞手法更趋丰富,既有论证判决结论合法、合理的修辞技巧,又存在着实现教化与整合伦理规范为目标的修辞手法。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势必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由统治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本文阐明并厘清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其二者的关系,分析了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管理与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网络问政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近几年来,网络问政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读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它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交流更加透明顺畅,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网络问政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生事物,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网络问政在我国政府管理工作中已经开始运用,但是其发展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网络法律缺失,问政缺乏保障;网络监督缺位,问政信息不安全;网络社会虚拟,问政者身份识别缺失;网络舆情泛滥,问政信息真假难辨等。为此,必须找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     

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综述

<正>2012年6月16日至17日,"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在山城重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与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由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和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代表有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领导、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人民法院的法官、公证机关的     

自救还是他救：受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受害人是指所有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受害人的权利源于自然状态中人的生存需要和人作为人的道德资格,应当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有认定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观权利,赋予每个人确认受害人的资格和自由。在这个前提下,区分"命不好的人"、"受苦的人"和"特殊的不幸的人"才具有现实基础,也为甄别不同形式的救济理论确立了立论的基础和方向。现代权利救济理论承认受害人作为权利主体和救济主体的双重身份,它的使命在于贯彻自我救济的权利这一核心观念,从而与道德范式下的怜悯论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学拉开了距离,以此张扬人的价值和自我救赎的世俗意义,为与一种合乎正义的社会结构相契合的善政或权利的道德提供驱动力。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及其现实启迪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指导我们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以人为本"思想。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处理民族问题,开展民族工作,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以人为本"的思想。新时期,坚持与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     

知·信·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认同的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真正发挥它价值引领的作用,必须实现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认同的过程中要认识、研究和遵循它在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阶段中的特点:提高信息传导效率,在“知”上下功夫;促进情感认同,在“信”上下功夫;加强政策制度保障,在“行”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