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

现有研究认为,虽然在单位制时期的街区经常看到的是强势的国家和原子化的居民,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基层社会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维权性集体抗争的兴起.以发生J市的一次"垃圾压缩站"事件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逻辑一是通过媒体声援将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变成公共话语;二是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使抗争行动合法化;三是建构共识性危机使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最后将街区集体抗争与乡村集体抗争作了简略比较.     

受贿罪客观方面比较研究——以“职务行为”、“受贿方式”为中心

“职务行为”、“受贿方式”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行为从主体上看包括本人及他人的职务,从时间上看只指利用现时职务的便利,刑法应增设职前受贿罪和职后受贿罪;受贿方式包括收受、期约、索取等三种。     

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陈云哲学思想初探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叶,针对全党的思想理论状况,特别是为了扭转当时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陈云同志提出了"学好哲学是全党的一项迫切任务"这一重要思想.这思想凝聚了陈云一生的心血,是他毕生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结晶,也是他在晚年对党的嘱托.     

“三E”原则——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新视角

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价值核心,从"三E"原则出发看,中国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从外延上讲实际上是一种以追求提高绩效和增强能力为目标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运动,从内涵上讲则是以加大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弹性,增强公共回应性和提高优质的公共安全产品供给效率为目标的公安组织机制建设.基于这一原则,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视线应集中于公安行政管理的理念、范围、方式和绩效评价的调整之上.     

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

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北吴南杨"之说.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藻和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成志虽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不同,学术倾向各异,但他们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都非常突出.比较和分析南北两派,凸显其与学派的关系,客观地看待两个学派的学术传统,师其所长,大有裨益,同时,有助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定向.     

试析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及其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从中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优势,它会带来一系列恶性循环;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不会对投资环境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政策网络视角下农民工职业健康权益的保障

从公共部门、第三部门和个人三个角度出发,系统地探究我国农民工职业健康现状的原因,并将这三个方面纳入一个全新的视角——政策网络,试图通过三者共同构建起的网络以及网络各主体的协调运转来改善农民工的职业健康状况。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网络时代,网络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更强的主观能动性,自我教育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这种新型的自我教育具有三大特点:自我教育者的自主性空前增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自我教育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深化发展;自我教育条件的自由与自我教育者自律的张力愈加紧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特点给我们三点启示:树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自我教育为核心的新理念;优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强化自我教育者的自律精神,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其进行治理根除,已经迫在眉睫.行政垄断存在双重违法性,其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膨胀和对私权的干预.行政垄断规制悖论的产生,理论根源在于经济法、行政法部门法划分理论上的内在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调整范围上的重叠.因此在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时要坚持法律规制为主,系统监督和党纪监督辅助结合、反垄断法与行政法互相配合以及坚持结构、行为与结果认定行政垄断三原则,在具体的法律规制中通过调整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范围的界定、调整行政诉讼法和宪法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以及建立行政垄断的责任制度来逐步根除行政垄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之基础及其法治意义

刑事和解是在充分反思传统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以当事人意思自愿为基本原则,以保障当事人人权为根本宗旨,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为终极目标的刑事解纷模式.其制度构建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还天然契合民法原则,较为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迎合国人的社会心理,是与当前的经济基础和法治水平相一致的制度设计,加以施行必然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裨益于刑事立法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