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特色：中国法本法硕培养反思

2009年法律硕士（法学）的恢复招生，打破了多少年来只能由非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报考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局面。这一突破性的变化引起了我国法学教育的重大变革，带来了法科研究生的结构性调整和变化，形成了法学硕士与三种类型法律硕士：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在职法律硕士并存的新局面。当下，有必要明确定位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型、实践型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借鉴有关国家成熟经验，探索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我国法律硕士（法学）培养制度。     

公民教育概念辨析

公民问题历来就是政治和教育的核心问题。通过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历来也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因此,公民教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关于什么是公民教育这一问题,中外学者见仁见智,看法各异。在对公民资格和公民阐释的基础上,对公民教育概念进行辨析。     

农民权益保障视野下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重构

土地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农村的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对广大农民更具有生活保障、提供就业、直接受益、后代继承、土地增值等效用。城市扩张靠政府强制征收农民土地,由于目前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机制不完善,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征收补偿事关失地农民生存权。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补偿原则宪法化,土地征收权限规范化,补偿标准科学化,完善争议解决机制,关乎和谐社会构建及稳定大局。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探析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宅基地价值显著提高。“两权分离”制度已不能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三权分置”应运而生。农村宅基地指农民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建房的权利,在此之前,国家对农村家政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创新和改革,其中三项权利是: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农村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可以使宅基地在交易市场交易流转,实现优化配置和利益最大化。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和建立“资格权”,在法律制度上有缺陷,农民对宅基地处分权有质疑,法律体制仍需完善,立法制度也有待加强。使宅基地“资格权”具体优化,这对于优化“三权分置”具有重要意义。     

概念、性质与中止形态:教唆犯再考察

研究教唆犯问题必须全面把握其概念,立足于教唆犯的性质来认识其中止形态。从实践操作的方法论层面理解二重性说：教唆犯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统一体,教唆犯行为的犯罪性体现于正犯,但其评价根据仍然是共犯自己的行为本身。教唆犯不是行为犯,教唆犯只有能够有效中止正犯的实行行为或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产生,才可成立犯罪中止,否则只能根据其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来定罪量刑。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浅论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内容改革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重新修订编写出适合高职学生使用的体育教学大纲,体育理论课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运动实践课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模式的改革。实施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的计划可从体育课程的构成、体育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入手。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问题探析

《香港基本法》是全国的宪法性法律,是香港特区的根本法。为了落实"一国两制"的精神,《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其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授予香港各级法院附条件的《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由于二者的立场、视角、法律传统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而在立法解释模式和司法解释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碰撞。《香港基本法》在解释主体、权限和程序设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宪法危机,因此,应该针对存在的问题,逐步加以完善。     

牛支原体诱导宿主免疫应答的研究进展

牛支原体(Mycoplasma bovis)是一种重要的兽医病原体,牛支原体感染给当前世界养牛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本文从天然免疫、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三个方面,对宿主感染牛支原体后的免疫应答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讨论,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牛支原体与宿主的相互作用,也为合理地设计和研发有效的牛支原体感染防控技术提供参考。     

为自己作证的权利及其真实义务——论英美法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

被告人作证权制度是英美法特有的一项制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确立的。在英美法国家,被告人如果要在法庭上陈述事实就要像其他证人一样,走上证人席,宣誓作证。被告人作证时不受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的保护,对控辩双方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故意虚假陈述将构成伪证罪。二战之后,部分大陆法国家或地区在改造职权主义庭审方式时,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调查被告人程序。我国也不例外。但我国的调查被告人程序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对抗原则和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精神,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论土耳其的司法演进对于法律信仰研究的启示

土耳其是法制现代化比较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其成功的要素之一便是它妥善地处理了世俗法律和宗教信仰之间的问题。土耳其没有实现全民族对法律的信仰,但这并未妨碍法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在其国土上的有效确立。这对当前我国法学界将"法律必须被信仰"作为普适性的结论,将建立法律信仰视为实现法治的必备要素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冲击。以土耳其为例证,对"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了质疑。希望通过中西文明以外的伊斯兰文明秩序中的成功经验能够给予我国当前的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面对重大刑事案件时社会的法律信仰问题,带来一些多元的视角和不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