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的法律导控

分析了中国传统德治主义的价值和缺陷,提出了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法律导控论。     

头部外伤后精神损伤的法医学鉴定(附204例分析)

目的研究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损伤程度评定标准.方法通过对204例由司法部门委托进行法医学精神损伤程度鉴定实践,重点对颅脑外伤所致神经症的损伤程度评定标准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结果 204例中,男、女比例无差异.年龄组以21～30岁(63例)、31～40岁(53例)居多.表明上述年龄组的社会活动多,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大;职业以工人、农民为多,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损伤原因以伤害(107例)、交通事故(49例)为多.损伤与精神障碍间隔时间,半年以内152例,半年至1年为23例,表明鉴定时间选择在1年内为佳.精神障碍的种类与性质:器质性精神障碍108例,占52.8%;功能性精神障碍84例,占41.4%,其中外伤后神经症(含癔症35例)66例,占32.3%.社会功能评定:无社会功能受损77例,轻度受损41例,明显受损86例.神经系统检查:204例中有一过性神经体征38例,有明显阳性体征62例.损伤与精神障碍的关系:直接因果关系104例、间接因果关系61例;条件相关34例、无相关5例.损伤程度评定结果:重伤85例,轻伤67例,伤病关系评定47例.结论通过对204例头部外伤后精神损伤鉴定实践,对当前法医学精神损伤鉴定的疑难问题,如颅脑外伤所致神经症的损伤程度评定标准,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意见,以期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入研究.     

SCADA系统在热网中的应用

SCADA系统应用在热网上,可全面了解供热系统的运行工况,监测到管网最不利端的运行状态,为改善供热质量,提高管理水平,节约能源,起了关键作用。     

日本核损害赔偿制度及其与我国的比较

日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原子能立法体系,因此才能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较为从容地应对核损害赔偿问题.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也开始发展和利用核能,与快速发展的核能事业不相符的是,我国关于核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仍然处于缺失状态,如何对可能发生的核事故进行及时、有效的赔偿是未来我国核能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比较研究外国立法的基础之上来修正我国的立法.     

Blood: SOS

正China is suffering from a severe shortage of the fluid of life On the evening of February 9, a micro-blog post pleading for type- A blood platelets was posted on China's twitter, Weibo.com, and within a day, the message was forwarded thousands of times.     

论行政诉讼中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判定

判定起诉人是否具有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在起诉人并非城市规划相对人的情形下.在判定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时,首先应确定“权益”的有无,然后应判断“权益”与城市规划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在法律规则不明确的情形下,法院对“权益”和“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有赖于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     

论霍布斯与洛克法哲学思想的差异

霍布斯与洛克是近代英国自然法哲学的两位杰出代表人物.两人的自然法哲学都是以其预设的"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探讨摆脱"自然状态"从而进入政治公民社会的途径.但是他们不论是在对于"自然状态"的理解上,还是对于所缔结契约的方式和内容以及采取的政体形式上都存在着差异.厘清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相关理论的研究与社会实践具有启迪作用.     

解读"奔奔族"和奔奔亚文化

本文描述了"奔奔族"的典型形象,运用社会亚文化理论解读奔奔亚文化.认为奔奔亚文化体现了部分青年人对于社会结构的认知,是一种具有复合型文化属性的文化结构,代表了一种现代大城市人的社会性格取向.在转型社会和现代性的背景下,这一亚文化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文化.     

办理贪污案件的法律难点问题研究

当前,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实务中适用标准不统一等原因,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案件时普遍存在认识不清、界定不准的问题,未能很好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加强对共同贪污犯罪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力度.在对贪污罪共犯的具体认定上,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混合主体的共同贪污犯罪案件.认定公款私存行为是否构成贪污行为,是否达到贪污罪上所规定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界限,必须严格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张学良肤施会谈相关回忆述考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1936年四五月间进行的两次肤施会谈,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张学良关于肤施会谈的回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肤施会谈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还有待挖掘新的史料与深入探讨。张学良给红军的＂赠款＂最终由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核销＂,这是张学良所始料未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