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对我国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影响及完善路径探讨——以沪港通为例的研究

区域协同是新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不但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而且对于实现区域充分平衡发展以及构建新常态语境下具有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区域"增长极"大有裨益,并影响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探索。基于区域协同创新和"增长极"的理论视角,在阐释区域协同发展对企业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基础上,以沪港通为例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了大力发展沪港通对于推动我国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未来又面临哪些挑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知识产权侵权物的司法处置——以知识产权请求权为中心的思考

对知识产权侵权物的处置,是随着知识产权制度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救济方式.对侵权物及其制造工具的处置请求,是请求人为了确保被请求人能从根本上停止侵权而进一步提出的主张.以知识产权请求权为中心,建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物司法处置制度,并具体论述该制度的主体范围、行使条件、权利限制、处置方式等内容.     

论司法权运行的民主性——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工具

自组织理论作为研究自然界复杂性现象和事物的方法和工具，也应该适用于广义自然界下的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比较可以发现，作为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司法权运行系统，存在开放性、两造的非平衡性结构、证据裁判及非线性攻防特征，这与自组织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吻合的，或者说司法权运行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同时，司法权运行中所必备的整体性视野、非决定论思想和不可逆理念也与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特性契合。司法民主是司法权运行系统的自组织性体现。以自组织理论分析司法权的运行，可以避免比较法、逻辑理性等法学视域的狭隘，为司法民主寻找更为客观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根据。     

论明清词话编撰的动机及其类型、特点

当前学界在明清词学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以明清为断代的词话史研究尚未出现,对明清词话编撰的全面研究亦存在不足。从编撰动机来看,有资闲谈、备遗忘、立宗开派、助填词、互为标榜、追名逐利、为学问、宣扬文学观念、彰显郡邑文化等九种。由于明清词话的产生源于不同的编撰动机,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编撰类型,归结起来又大致可分为原创撰述型、汇辑抄录型、增删修订型三类。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文化转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不期而遇。前者直接导致了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枯竭和污染,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不可持续,后者则亵渎了一切传统社会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城市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我国东部城市群走的是"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在短期内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导致了"物质文化"与"人文精神"、"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严重失衡。因此,培育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制,推进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框架下重建和复兴不同区域的"小传统文化",使之在城市群层级体系建设和区域一体化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势在必行。     

危机下的重构——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反思

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动力和支柱。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形势不容乐观,出现信仰迷失、混乱、弱化等现象。从根源上看,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是受到世界信仰危机、社会现实生活变化、历史思想反作用等因素影响。解决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彰显人文关怀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着手,走出信仰危机困境。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武装无人机与战争变迁：以社会-技术系统为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武装无人机成为新军事技术的象征，理解其军事和战略影响成为重要的课题。在既有的讨论中，支持者沿着功能本位论证无人机让战争变成了精确的外科手术，质疑者从价值本位批评它将战争变成了暗杀。两派在争论中各执一端，但都共享了将无人机器物化和静止化的预设。这些技术预设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变革与战争关系的思考，为此，引入技术社会学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该概念认为技术不是静止的，一直处在变革中，技术变革不是器物的变革，是与器物相关的系统变革，是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以此观之，无人机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一个与社会无缝连接的系统，其演化的动力是技术利基、客观环境和社会制度三者相互作用，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制度化三个阶段。当前，无人机系统正处在制度化阶段，它与既有制度在资源分配、独立建制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冲突和融合。如果没有技术突破和战略环境的剧变，这种冲突和融合将会长时间存在，这决定了当前无人机战争的含混性和复杂性。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有利于思考技术变革和战争变迁的复杂性，并为应对未来的无人机战争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类型学:一个分析框架

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场域与这两个得到相对较多关注的议题相比,流动人口居住空间之获得和建构这一主题具有新意.我们可用“空间情境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将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获得并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过程,分解为七个亚类的空间获得模式,它们分别是主流模式的族群聚居区(ethnic enclaves)、作为转型地带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 as transitional zone)和居住空间的边缘化(the margin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以及辅助模式中的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住家服务模式(domestic helper)、居住正常化模式(the norm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和无家可归现象(homelessness).对此进行理论阐释,可勾勒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多个社会过程/社会机制.这七个亚类所涉及的社会变迁因素(结构性条件所带来的机会和约制)和社会能动因素(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自发性/批判性)的结合,塑造了流动人口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事实.     

政治与学术的张力: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论略

蔡元培在现实与理想的困顿中追求教育管理"去行政化":对内官僚袪除,强化专家治校,取得很大成就;对外政治抗拒,倡教育独立,但成效了了。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去行政化"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构建专业型学校管理文化,实行校长管理专业化;建立服务与监督的府校关系,而不能以反官僚的名义片面追求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