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城市规划决策对我国城市建设的启示——以加拿大城市和土地使用规划决策听证为视角

国外城市规划管理一般都比较注重社会参与和全民参与,并通过立法和机构设置保障全民监督的实施。加拿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听证被广泛用于公共管理事务以获取来自专家和公众的信息,对我国城市和土地使用规划不无启示。我国不可能完全模仿法制成熟国家的做法,但增加一些公众权利保障的立法规定和管理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天然气立法现状研究

从能源发展趋势看,天然气有望逐步取代石油,成为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能源。本文根据我国天然气立法现状,提出了完善我国天然气立法的建议。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与思考

化解、调解、立法、规范是一整套预防与治理并重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援助、司法救助、人民调解、信访、仲裁、宗族力量、司法建议等是相互联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系列选择方式,共同构成多元并举的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司法保障的重要内容。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责。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决定机制检讨与改革

有关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的决定及收取的关键不在于具体金额多寡,而在于程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我国目前集体管理组织许可使用费决定机制忽视使用人知情参与权,而著作权主管机关审查又仅流于形式,而且有关许可使用费争议在当前法律机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由于版权的私权本质,有关版权许可费决定机制应当回归市场本位,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人自由磋商,同时为了制衡集体管理组织滥用优势地位的可能性,应当采取由主管机关设立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来处理双方之间的争议。     

论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以《海域使用管理法》修订为视角

海域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是构建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前提条件。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海域使用管理法》对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如没有规定海域使用权的出租、抵押和出资等问题,因此需要对该法进行修订,使之与《物权法》相协调。     

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更加鲜明的“特色”——学习胡锦涛总书记“7·23讲话”有感

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动力之源。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的关键在于:着力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丰富其实践特色;着力培育执政党的理论自觉以丰富其理论特色;着力构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选择以丰富其民族特色;着力回应若干重大时代问题的挑战以丰富其时代特色。     

安守廉与曲解的中国知识产权史——反思国际知识产权不平等秩序之突破点

哈佛大学的安守廉（WilliamAlford）教授在其名著《窃书为雅罪》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产权是不兼容的。此一观点在中外流传甚广、影响极深。安教授采用了文化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未对史料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微观考古”,故其结论与史实不符。而且,安教授对西方自身的知识产权史及当代知识产权的不合理扩张,均缺乏全面认知,简单地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合理干预”是正当的,使被误解的中国在国际上处于极被动的局面。     

不完全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构成之检讨

依立法者原意,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系规定被监护人对受害人的无过错责任,且排除责任能力制度的引入。但此种规定过于偏惠受害人,对被监护人不公,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与同法第33条发生评价上矛盾,与比较法上认识不合,实为法政策上失误。故应采客观解释,认为该款仅规制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内部求偿关系,被监护人责任之构成,则应适用第6条第1款之一般过错责任。至于责任能力制度之阙如,可以过错概念之操作暂时弥补其不足。监护人责任之基础,在于监护义务之违反,性质上属于自己责任、独立责任。监护人责任之构成适用第32条第1款之无过错责任,悖于立法目的,且与同法第9条第2款发生评价上之矛盾,自立法论而言,以改采过错推定为宜。解释论上,只能充分利用同条第1款后段之责任减轻规范,扩张监护人之责任阻却事由,对"行为人致人损害"要件作严格认定(尤其是要求行为人须具备客观过错),稍作弥补。此外,无论是监护人还是被监护人,都可能依特定要件,向受害人承担同法第24条之公平责任。在对受害人之关系上,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     

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

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造成重创,美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陷入暂时的衰退。但美国的实力地位不会就此衰落,它的一系列国家机制能够保障美国最终摆脱衰退,重新焕发活力。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而且还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