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自信:理论·逻辑·路径

乡村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关系密切,本文从历史的视野对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逻辑与路径进行了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文化自觉思想为乡村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传统乡村文化的继承、农民公民文化的培育和乡村文化个性的坚守是乡村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农民主体意识与文化运行机制的良性互动、外部扶持输送与内部挖掘孵育的多维推进、农民自我管理与制度规范引导的协同保障是乡村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20年6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一、修改的必要性和起草过程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障法律、法规贯彻施行的重要手段。现行行政处罚法于1996年由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2009年和2017年先后两次作了个别条文修改,对行政处罚的种类、设定和实施作了基本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以S省为例的分析

对S省五个市的实证研究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权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律师在行使辩护权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难题:职权机关限制、剥夺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的问题比较突出,阅卷权的实现面临一定的障碍,知情权和表达辩护意见权未受到应有重视,调查取证难问题依旧未改变,辩护权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救济和保护.为破解律师辩护难题,建议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严格规范执法办案行为并为律师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建立侵犯律师辩护权利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及以审判为中心的权利救济机制,等等.     

员警误击拒捕通缉犯用枪过当?——评“最高法院”2016 年台非字第88 号判决与其历审裁判

警察人员执行职务,在得使用枪械时,仍应基于急迫之需要,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以防止滥用枪械而侵害人民权益。“最高法院”2016年台非字第88号判决与其历审裁判,便认为通缉犯拒捕遭员警对空鸣枪示警,仍不理续踩油门迅速以顺时针方向倒车绕过员警欲逃离现场,此时员警在使用枪械未选择对通缉犯侵害最小之方式,即率而对人下肢连开3枪,用枪之方式逾越必要程度,致所欲达成之行政目的,与侵害之法益轻重失衡,不得以依法令之行为阻却违法,惟其逾越必要程度用枪虽不能主张正当防卫,但有误认有不法侵害之情事存在,符合误想防卫情形,最后认定欠缺罪责故意但成立业务过失致死罪。然判断员警用枪是否过当?应先从使用警械的法律授权条件观察,若属正当法律授权的范围,且其使用行为也遵守诫命上的要求,则其行为便属正当行为,纵使所生之侵害结果,非属预期,仍不能倒果为因而科以刑责,否则所谓依法令之行为不罚,将沦为空谈。况且判断是否逾越法令之授权,应从身历其境“理性警察”的行为作为判断基准,结果仅是参考辅助作用之一而已,而非已后见之明判断。是以,本案之判决,仍有检讨之处。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通常是彼此割裂的.西柏坡会议确定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基于政治优先、资源集聚等优势,城市不但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机制,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治理高地.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实施以后,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市域治理时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完善,作为城市治理到区域治理中间环节的市域治理成为消除城乡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核心环节;同时,城市治理机制的区域扩散表明,城市、市域、区域治理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区域治理现代化,从而实现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区域治理的目标一致.     

国际航空旅行限制措施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势下的适用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势下,国际航空旅行限制措施的广泛适用反映了"传染病控制"与"国际航空旅行"关系的失衡,面临着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诘问。国际航空旅行限制措施只能在《国际卫生条例(2005)》《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以及相关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等国际条约的框架内实施才具有合法性;国际航空旅行限制措施在实践中的效应使其合理性遭到质疑。为了进一步维系"传染病控制"与"国际航空旅行"二者的平衡,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通过了一系列的"软法"性国际文件,然而,其执行力依赖于成员国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我国应在维护WHO权威及PHEIC创立的制度初衷的前提下,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合法合理应对和适用国际航空旅行限制措施。     

“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的发展及其谬误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炮制“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但相关指控事实上并不成立,因为中国投资不仅满足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而且能够通过中国基建企业“走出去”提供基建经验,其注重长期经济利益,目的是在推动当地发展的同时实现双赢。况且,中国并非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唯一或最大的债权国。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内因是其内部经济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外部核心影响因素是以美元流动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美国金融霸权。中国应坚持将“一带一路”倡议塑造为新一轮的开放政策,以服务于“共同发展的全球化”。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启动研究

鉴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上所具有的显著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征,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刑事诉讼的干扰,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限制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方法,以保护未成年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这也使得刑事诉讼能够集中精力打击严重犯罪或复杂疑难的案件。     

Farewell to idealism: mapping China's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he 1990s

This article portrays China's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he 1990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youths and earlier generat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 political apathy and commercial ardor of post‐1989 China, the once appealing political idealism and activism of the 1980s was quickly replaced by a sort of fast‐food consumer culture that dominated Chinese society and campuses in the 1990s. Many students chose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sensitive political issues, though they still followed current affairs closely and held a strong nationalist outlook. They learned how to reconcile with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made their decisions, on career or politic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Being compelled to shift their status from the ‘proud children of heaven’ to ordinary members of society, students readily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merge in and be submerged by the secular world.     

做好企业稳定工作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国企改革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的关键时期,做好企业的稳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企业负责人需要在坚持“一个宗旨”、抓好“两个环节”、落实“五种责任”上下一番功夫。坚持“一个宗旨”,就是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透析发生不稳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无不与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有些事情从表面看是小事,而一旦处置不当,就有可能产生影响大局的严重后果。因此,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