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贷”案件侦查困境的破解机制——基于100份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套路贷"案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此类犯罪引发了被害人中断学业、倾家荡产、抑郁自杀等各种社会问题,在侦查工作中上也存在案件定性、数额认定、查清案件事实和组织架构、追赃等困难。对此,需要根据裁判文书、新闻报道和实地调研的结果,以及对"套路贷"案件犯罪流程和作案手法的具体分析,针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实际借款的处理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从侦查学的角度提出对"套路贷"案件保持高压态势、掌握犯罪模式、适时收网、充分利用"认罪认罚从宽"等具体的侦查对策。     

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准则之探述

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刑官的具体刑事法行为的采取往往遵循一定的准则。当我们以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立足于挖掘传统刑事司法智慧,考察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抽象准则,我们可以发现它遵循“文书约束”准则,追求“法律之治”。此外,它遵循“据证推事”和“察情推事”准则,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证据和逻辑基奠;它推崇有限公开准则,以达到教化民众和阻吓犯罪的双重目的;它奉行效率准则,还灵活地采取了协作准则,以保证整个传统刑事司法活动的顺利运行,实现刑官所追求的“无讼”的理想帝国秩序。     

街头帮派中的性暴力和性剥削

借鉴考察伦敦帮派相关青年问题研究所使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剖析了街头帮派中针对女青年的性暴力和性剥削问题。通过探讨帮派中两性观如何建构,研究有帮派背景的青少年容易发生性暴力的成因,探求为何有些地方的帮派成员将力量同男子气概混为一谈并且容易接受那些虚妄的强奸神话,研究大众媒体在帮派成员性剥削过程中如何催化了帮派组织的发展。在网络层面和个体认知方面,青年帮派成员所为之性暴力和性剥削存在被"正当化"的危险。本文研究结果具有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解释清楚那些危险有害的假定,有助于我们明确帮派性犯罪和性剥削现象的归责问题。     

论经济犯罪严重化的制度性空间

在制度突破和机制创新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但经济犯罪也如影随形,滋生蔓延其间。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消极衍生物,经济犯罪在刑事法视野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它在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发展阶段中呈疯狂蔓延的态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不断调整经济制度、行政体制以及相关制度的综合作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缺失和制度冲突,这为经济犯罪留下了特定的滋生和蔓延空间。经济犯罪蔓延的制度空间是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特殊场域,主要包括:不完善的经济制度、企业管理制度、行政监管制度以及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子域。     

中国私家侦探合法化可行性研究

私家侦探，源于其英文直译Privafe Detective。私家侦探，是相对于官方侦探而言的，其更为准确的称谓应是非官方侦探或调查员，一般指的是那些由专为个人提供保卫及调查服务的民间专业人员。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警务合作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推进，各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和社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警务也随之不断变革。在“全球化转型”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警务体制转型的方方面面。基于社会空间类型学基础理论，本文对跨国警务进行了立体剖析，将全球化警务划分为五个层面进行描述，即地方性、全国性、区域性、国际性和全球性这五个层次警务。本文从多个维度展开对跨国警务的研究，献计献策，以期解决其面临的实践性、政治性以及伦理性问题。     

现代侦查制度在中国的早期实践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西列强进入中国,并广设租界,推广其本国已初步现代化的司法制度。这一方面冲击了中国传统侦查制度,另一方面又为中国传统侦查制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本。     

历史视野下的侦查“不立案”研究——以侦查启动的禁止性要件为分析中心

在我国现代侦查领域中，立案程序扮演着侦查启动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侦查领域中也存在着“立案”，但它只是启动刑讯的手续。封建社会侦查领域也存在着类似于现行立案程序的过滤机制，通过设立管辖、主体、客体、形式等方面的禁止性要件，使得侦查无从启动，从而达到“不立案”的客观效果。     

简论近代中国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组建各级警察机构、检察机构和审判机构,并开始建构现代侦查程序,在侦查程序中逐渐建构起审判权与侦查权的制衡机制。虽然侦查程序中的审检、检警关系一度失衡,甚至法官被排除出侦查程序,但整体来看,清末民初的侦查权制衡机制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审判机构介入侦查程序,对检察官主导的侦查程序进行严格控制;而检察官则对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行使指挥权和监督权,司法警察则享有灵活的自行侦查权。这对于时下侦查权制衡机制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可通过构建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整合检警侦查权制度,从而建构侦查权的内外制衡机制。     

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协作及其机制优化

知识产权犯罪在空间、时间等方面的行为特征,以及其侦查的特点,决定了开展侦查协作的必要性。我国目前的侦查协作体制下,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协作实践中存在诸如协作原则有欠缺、协作主体体系不科学、法治化程度低、协作手段单一等弊端。应当立足我国现行侦查协作体制的现状,对知识产权犯罪协作机制的进行优化:合理化重构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协作认知、加强协作程序法治化、规范协作内容以及明确协作责任机制。